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合理性辨析

对实用主义真理观从根本上讲是要否定的,但是不能因此而无视其合理性。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合理性在于:它强调真理是具体的,是一个过程,具有"时效"性,反对抽象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僵死的真理观,主张把纯粹的主观感觉与客体自在属性相区分,拓展了价值论在现代哲学认知理论中的含量。     

实在的意义

实在的意义是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传统哲学企图通过对实在的规定来确立真理、客观性和合理性.对实在概念的严格分析表明,"实在"的意义是由常识和科学提供的,依赖于现实的、具体的证据,除此之外,哲学不能为"实在"提供常识和科学之外或之上的定义.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一个关于实在的哲学.形而上学的实在论对当代哲学的攻击大多是无的放矢的.     

西方实用主义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西方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的哲学思潮传入我国后，对我国的大学生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要消除实用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一要区分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与实用主义在本质上的差异；二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个人的价值；三要提高大学生的人文修养；四要加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再论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真理观

实用主义是 2 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真理观是实用主义方法、原则的引伸 ,是实用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在詹姆士那里 ,真理是指与实在相符合的观念以及观念必须具备适用性 ;真理既有绝对的一面 ,又有相对的一面 ,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 ;真理是观念证实它本身的过程 ,这种证实包括直接证实和间接证实两种方式。从实用主义角度来说 ,间接证实的运用比直接证实更方便、更合算。     

道德实用主义的陷阱--对张宝明的质疑与反质疑

文学上的道德探讨在今天之所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固然源于对道德中心主义传统的反感,但更在于有些学者对道德主义、道德传统存有先在的偏见,无意于去追究道德本身的文化结构与理性价值.而其主要表现方式,就是道德实用主义的思想叙述.我们不能无视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的危害,因为它缺失了新道德形上建构的维度,在根本上阻碍了人文理性与审美精神的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道德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丧失了对中国启蒙史的诊断能力,它与实用主义过分膨胀的历史和现实本身具有"同谋"的意味,甚至会使它打着人文精神的旗号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自己的反面.     

兴趣与行动意义的生成：从反思实用主义看杜威的教育思想

杜威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先锋,他的教育思想左右了美国20世纪教育的走向和进程。本文试图从欧美对实用主义之反思的脉络中审视杜威的教育思想,阐释其核心观念——兴趣。杜威的兴趣观成型于他创办久负盛名的实验学校之初,这既是他后期不断返回关照的主题,也是理解他讨论个人、社会、文化与文明之间关系的一把钥匙。它包括三个层次：兴趣与快乐的分野,兴趣与意志在个体行动中的关联,兴趣如何在最切己的日常工作中展开。阐明这些面向,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杜威在进步主义运动和实用主义传统中的核心地位,而且有助于我们思考杜威思想的原型——一个将有见识的行动而非保存某种既定文化价值视为终极兴趣的行动者,如何深刻影响现代社会的进步观念。     

中国法学实证研究客观性难题求解——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启示

以实证研究方法为特色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日益受到关注。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正处于转型之中,实证研究方法将成为法学研究的常规范式。一些学者对法学实证研究的客观性提出质疑。求解实证研究的客观性难题可以从马克斯·韦伯那里得到启发。韦伯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研究具有代表性,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做到“价值无涉”。韦伯主张的客观性以价值关联为前提,以客观可能性为基础,以对理想类型的应用和超越为实现路径。在法学研究中,运用指向客观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必然性,这是由法学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以及法学对法律的批判功能决定的。法学实证研究并不排斥主流的规范研究,两者应互相补充,这也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学实证研究要实现客观性,需要兼顾证实与证伪,注重文献的积累、理解的逻辑以及实践。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目标是要在韦伯方法论基础上实现创新和超越。     

美国实用主义外交理念研究———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应用

美国外交战略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实用主义,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大师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则对实用主义理论作了最佳阐释。马基雅维利在其代表作《君主论》中提出的性恶论、外交权术、国家利益至上等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深刻领会马基雅维利的实用主义政治思想,研究被现代美国人奉为行动圭臬的实用主义外交理念,对手我们如何应对美国亚太外交政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Charles Horton Cooley,Pragmatist or Belletrist? The Complexity of Influence and the Decentering of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This essay treats recent attempts to identify symbolic interaction (SI) founding theorist Charles Horton Cooley as a pragmatist sociologist exemplifying, and even influenced by, the pragmatism of Charles Saunders Peirce, as an example of the American exceptionalist character of SI. Beginning with Cooley's creative approach to conceptualizing the social, these attempts are scrutinized and measured against the contention that Cooley's thought can be equally if not more understood as a product of influence of the literary essay tradition. A close reading is given of the concordance of his personal journal with a selection of his published writings concerning the influence of members of Cooley's essayistic “genre matrix” – Emerson, Montaigne, and Walter Pater –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s intellectual self and thought. Further substantiation is supplied by an analysis of the essayistic influence on Cooley's rigorous treatment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It is concluded that a decentered positioning of Cooley's work is preferable to a single‐origin one.     

生活最终是指向实用的

如果把“真理是有用的”这句话理解为:真理是能指导实践取得成功的认识,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能指导实践取得成功的认识就是真理,即“有用就是真理”。其实,生活中人们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邓小平理论是“管用的”马克思主义。他的“猫论”、摸着石头过河、三个是否有利于,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注重动机的正误,转变到侧重于效果的优劣,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作了理论上的铺垫。中外实用思想的发展历程说明: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生活离不开实用。实用是东西方不同世界的共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