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我国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应有之义

现代民主理论的产生,为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公民在意见表达、参与水平、及参与的影响力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应从公民参与的制度层面、政治文化层面、组织规模层面提高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水平,特别是要保持公民参与和政府承受力之间的平衡.     

利益分割时期的安全事故与政府改进问题

政府在事故预防和处置中居于主导地位.心理学的"华生模式"和"皮亚杰模式"实现"社会学转向",可用以分析政府的责任问题.而安全事故的"强刺激"和"弱刺激"对政府改进效应是不同的.中国当前社会转型中逐步出现了城乡、单位、地方之间而主要表现为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割局面.因而政府的责任一方面不仅仅在于对某一事故的"强刺激"进行反应性改进,更应该在于包括"弱刺激"在内逐步把内化以人为本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结合起来,对事故进行事前预知和防范,同时另一方面需要抑制精英阶层对整个社会利益的割据,保障社会底层的安全权益,引导底层进行安全维权,乃至抗争上层"官商秩序(结构)"的利益勾结,打破"资(方)强劳(方)弱"、"上(层)强下(层)弱"结构,从消极的"华生模式"转向积极反应的"皮亚杰模式",不断提升政府效率,保障个体生命安全和社会安全.     

政府门户网站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随着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以及信息和网络技术的普及,政府门户网站已经成为社会公众获取、使用政府部门各种管理和服务的新方式。而如何评价政府门户网站运行效果,解决政府门户网站运行和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就成为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以特定政府门户网站为评价对象,提出一套综合“信息发布阶段、在线服务阶段、垂直整合阶段、水平整合阶段”的四阶段评价指标体系。     

江泽民反腐倡廉思想论纲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江泽民同志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基本原则和方法步骤等,深刻分析和全面总结了我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概括地说,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依靠人民群众;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改革和发展、维护稳定为目的;必须综合治理,走法制化之路;必须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坚持总体规划,稳步推进;必须从严治党,又坚持对人的处理持慎重态度;必须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必须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的自身建设;必须进行国际合作;必须弘扬与时俱进精神,勇于创新。     

构建廉政文化的路径选择

廉政文化在反腐倡廉中具有重要的功能,构建廉政文化对于反腐倡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彻底铲除封建官场文化是构建廉政文化的前提条件,培育民主法治的公民文化是构建廉政文化的必然选择,形成廉政文化和廉政制度良性互动的制度文化是构建廉政文化的保障。     

论刑法中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为探寻刑法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正当而科学的判断标准,我们提出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质的“公职论”,探讨了“公职论”的法理根基与政治学基础,并进行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刑法学释义与分类。     

党的先进性建设与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高等院校党员先进性教育,要围绕“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如何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一是要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二是高校的党政领导要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     

WTO《政府采购协议》与中国政府采购

本文就我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利弊进行了分析,提出我国应该对该协议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利用协议中的有关条款并参考其他国家的成熟做法,在适当的时机签署WTO《政府采购协议》。     

上海社工职业化模式问题与展望

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社会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一直在稳步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以授权为特征的职业化的主要内容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民间组织经营,行业自律与管理,注册社工提供专业化服务。在职业化的过程中,上海社会工作在性质定位、需求定位、非政府参与和制度框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面向新世纪,上海社会工作职业化需要全面拓展,走近百姓,广泛参与,规范运作。     

大数据在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应用及其法治化

大数据在重大行政决策领域的应用,属于技术理性与决策规则的有机融合。凭借信息来源与技术革新,大数据可赋予传统决策向数字化转型的新动能。大数据的应用贯穿于重大行政决策始终,在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等多类事项中所发挥的实践优势较为明显,能够推动决策的高效化、提升决策的精准度、增强决策机关之间的联动。然而,大数据应用可能会引发决策安全的隐忧、个人数据存在的空间被挤压以及决策失误的责任承担等难题。对前述问题提出对策的过程,实乃数据治理向治理数据的转变,此阶段不能欠缺法律法规的引导,应尝试从决策数据安全体系的法治保障、个人数据的法律保护、决策责任追究机制的科学建构等层面去推动大数据应用的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