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中的对话文化学的建立

文化是永远朝向自我认同而存在的人的现实生活。由全球化凸现出来的文化冲突反映了人面对异质性存在而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表现在它们在当今人类文化格局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上,即西方文化处于权力话语地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岌岌可危。文化对话不仅是人类共建一种异中求“和”的世界文化新格局的正确途径,而且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在当代,建立对话的文化学已刻不容缓。建立对话的文化学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对话范式在文化理论中的确立,而且要求我们在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展开对权力话语的批判。     

亲属称谓“公”“私”考

“公”“私”是两个出现较早的亲属称谓。祖父、父亲、夫之父、夫之兄均可称“公”,这与公有制下年长男子在父系氏族内部所处的领导地位有关,他们拥有安排和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私”是女子对姊妹之夫的称呼,源于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普那路亚婚制,反映了姊妹共夫、女子与姊妹之夫存在着合法的性关系的事实。透过二者,可以揭示古代的社会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实质。     

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中的角色定位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着中央政府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推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现实基础与保障机制

中国土地红利是经济红利和政策红利共同缔造的特殊红利形式,彰显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从逻辑上分析,我国土地红利源于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城镇化和工业化、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区位优势、公共投资等因素共同推高了土地价格,奠定了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坚实基础。为维护土地红利的公共利益属性,国家一方面将其纳入公共财政范畴,以规范公共财政收支的方式实现土地收益“全民共享”,防止土地红利被少数人垄断。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改进土地收益的税法体系,科学界定房地产开发相关税收的税基和税额;健全土地征收制度,确保征地的目的、程序、收益合法且符合公益;推进土地红利城乡间公平分配,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实现土地红利共享。     

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 Its public image

In response to editor Stephen Cole's question—"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the answer is nothing that cannot be overcome by clearer communications and better public relations.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field is not held in high esteem by college administrators, legislators, and the public. Many see us as rebels of the 1960s, political liberals, and impractical thinkers with a penchant for jargon. Even our research is derided by some as a waste of money. The solution consists of strategies for overcoming our poor public image. Seven strategies for doing so are discussed: (1) Write clearly. (2) Write for a mass audience. (3) Seek board positions. (4) Strengthen our identity. (5) Teach sociology in high school. (6) Develop academic partnerships. (7) Emphasize outcomes: increase in tolerance and research skills.     

公共利益的概念建构评析 ——行政伦理学的视角

文章系统地梳理了美国行政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公共利益”观念的变迁;批判了诸种功利主义和技治主义行政学理论对于“公共利益”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看法;主张将“公共利益”取向视为行政人必备的一种精神,一种职业信仰和终极向往。     

基于医疗质量的公立医院绩效体系构建研究

目的：运用德尔菲法构建一套科学、可操作的公立医院绩效评价体系。方法：采用文献法研究国内外绩效评价理论,结合问卷结果形成初始量表。通过德尔菲法对指标进行两轮筛选及优化。结果：初步形成由“社会效益”、“质量安全”、“运行效益与效率”为基本结构的指标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和72个三级指标。结论：该指标体系重点关注医院公益性及内涵质量,对公立医院绩效评价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公众参与引导下的重大工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新时代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突变性等特征极大地颠覆了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阶段演化特性,对传统封闭性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设计提出了新挑战,具有多元非中心性的公众参与在应对该挑战中可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基于裂缝假说分析重大工程社会冲突困境,提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参与制度是困境化解的关键路径;将公众参与成熟度作为公众参与水平划分工具,按照低、中、高将其划分为3 个水平;引入网络化治理理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公众参与机制,即形成“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型、“政府引导-社会组织介入”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型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引导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自我疏导、自我治理和自我化解,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网络化治理新格局。     

教育政策的利益分析——以择校问题为例

利益是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范畴,实现公共利益是教育政策制定最重要的目标。教育政策的利益分析包括利益主体分析、利益需求分析、利益实现方式分析以及利益结果分析四个方面。从利益分析的角度来看,择校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优质教育资源供需矛盾而导致的,其中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是根本原因。择校代表了一种个人的基本权利,体现的是个人利益。通过改革不合理的教育供给方式、增加教育服务供给,是治理择校问题、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有效途径。     

新媒体背景下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

党的十八、十九大均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的出台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但公众的参与程度与许多因素有关。在积极发动和鼓励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可发挥新媒体协商平台的作用,提高新媒体的回应能力,为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公众应借助新媒体互动平台的功能,进一步提升生态意识,践行生态行为,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环保组织要发挥新媒体的聚焦作用,推动环保组织的成长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