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宗教宽容的起源及其启示

经过中世纪宗教专制以及无数宗教冲突、迫害与战争之后,宗教宽容在近代欧洲逐渐兴起,并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宗教宽容是指具备特定权力和知识的个人或团体容忍异端异教存在,毫无偏见地包容差异性信仰,进而予以多元化的接纳吸收。宗教宽容包含思想、法律、行动、政策等多重维度,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素质之一。我们应在宗教宽容精神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宗教的理性化、道德化、人文化、公益化、社区化、现代化建设。     

寻求理性建构与传统延续的统一——关于20世纪中国农村建设运动经验教训的思考

总结当代中国农村建设的经验教训,可以明确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即应当在理性建构与传统承继的统一中开展目前正在推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革开放前的农村人民公社运动和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清楚地证明片面强调理性建构或单纯依靠传统都是行之无效的。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能把城市中的市场经济原则和社会理性化的某些经验简单地推及农村,不要忘记城市同农村的差别,应当因地制宜地规则和实施各地的新农村建设方案。在农村实行的一些规章或政策,只有得到农民依据日常生活经验而普遍认同,同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发生真实融合,才能发挥有效作用。     

“5．12”汶川大地震受灾人口特征与生存环境变化分析

“5．12”汶川大地震造成10万余平方公里的破坏性区域,造成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和374643人受伤,受灾人口（重灾区）2792万人。8．0级地震所释放的能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受灾人口所依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本文以四川地震重灾区为研究单元,在系统分析受灾人口所依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居住（建筑空间）环境、人文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以及产业发展环境及其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析出重灾区内人口生存空间进一步缩小和调整人口分布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重灾区在恢复重建中的人口分布调整建议。     

当代美学的本体论决断

“关于美本身,我能够知道什么?”这是一个具有先验批判性质的话题。它首先要回答的是审美主体能够有何种“先验审美认识图式”。这个图式的纯洁程度决定着人们是否可以和对象世界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审美联系。这个具有先验性质的问题,只能从对各种“经验审美认识图式”的逻辑批判中,尤其是对美学史上具有主流性质的理性审美图式与伦理审美图式的批判中获得。只有完成了审美意识的本体论决断,即从先验分析角度建构出审美图式与伦理图式、理性图式的基本区别,才能保证审美叙述在逻辑上的合理性。     

马克思的现代性哲学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视野下,现代性无论是在社会存在还是在社会意识层面,都呈现出尖锐的矛盾。就现代性诸矛盾现象的深刻本质或其哲学基础而言,乃是近代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马克思的现代性哲学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哲学思维方式的彻底颠覆,对目前我国所面临的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必须克服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普遍、高度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     

哲学､哲学研究及其与政治的关联——兼论《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的当代意义

《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关于哲学的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哲学研究是求真、哲学必然要介入社会政治等问题的看法,既是马克思在整个《莱茵报》时期的思想基础,是破解马克思当时碰到的“三件难事”的发生及其往后的思想转变的钥匙;也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点,有助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及作为“实证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性.它对于我们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研究立场和方式上亦有重要启示意义.因此,该社论不能被简单当成马克思思想过渡时期的作品,而应引起学界的应有重视.     

非线性回归分析的一种有理逼近

利用有理插值逼近回归函数,把最小二乘法和插值技术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已知信息,达到最佳逼近,通过实例,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文史研究方法的若干思考

随着人类对本体论的认识愈益深入,作为求知可靠基础的理性已受到严重的质疑。而以归纳推理为核心的中国文史研究的传统范式,该如何克服固有的缺陷和寻求新的拓展,以及怎样避免滑入不易觉察的陷阱,就成为一个值得费心思量的问题。     

提高理性认识 增强反腐信心

为了增强反腐信心,必须对腐败现象的产生与存在有一个正确的理性认识: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现象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问题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最大限度地遏制了腐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制度的完善,腐败问题肯定会得到更有效的解决。     

论梁实秋对五四新文学的理性反思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话语是建构在古典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理性至上是古典主义的重要特征。他的 理性概念,相当于以善为内在质素的道德理性,追求的是不偏不倚、中庸守度的理想境界。由此,他标举理性的衡 尺,从文学体式、文学运动和文学批评自身等方面,对以浪漫为特质的五四新文学进行了批评。这种姿态虽然有保 守之嫌,却是对中国新文学进行的一场非常必要而且是真正学理意义上的理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