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无效婚姻法律救济制度的缺失与完善

新<婚姻法>增设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是我国婚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我国无效婚姻的法律救济制度存着严重的缺失,不利于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和对违法婚姻的制裁.为了保护善意,制裁恶意,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在无效婚姻的效力上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为权利受到损害的一方提供法律救助.具体措施如下:1、婚姻被宣告无效后,无过错方生活困难有权求对方给与经济上的帮助;2、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确保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得到合理的补偿;3、应赋予无效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位;4、无过错方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需求侧管理视角下社会救助体系分层分类改革研究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背景下,未来的发展趋势将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当前,绝对贫困治理重心已转向相对贫困治理领域,社会救助体系发展处于救助需求承接、资源优化整合和扩容增幅的过渡期,尚存在“瞄不准”“接不上”“不主动”等供需错位问题。对此,可以根据群体特征和需求差异对社会救助体系进行纵向分层和横向分类设计,将低保群体、特困人员、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贫困群体和遭遇急难群体划入“三圈层”救助体系,实施精准化分类管理,并尝试设计社会救助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相互衔接的体系联动机制,以期助推社会救助的高质量发展。     

近代山东移民与本省的社会赈灾活动述论

近代以来,随着旅外人数的增加、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现代信息媒介的普及等,山东移民也频频参与本省的赈济行动之中,其参与途径包括帮助逃荒同乡、争取国家救济资源、捐助或募集善款等;这既减轻了山东的赈灾压力,保住了更多灾民的生命,也增强了与家乡的互动和联系。     

商标与商号的权利冲突及救济

商标与商号的权利冲突是近年知识产权保护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我国现行立法对商标和商号分别予以保护,针对由此产生的商号权与商标权的法律冲突现状,提出解决两权冲突的有效途径为统一我国商标与商号的法律规定,并将商号纳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同时在现阶段通过合理的法律解释,解决二者冲突。     

论刑事审前阶段人身自由权的程序保护

通过与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刑事审前阶段人身自由权的保护程序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中国在刑事审判的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以此为前提提出中国在刑事诉讼审前阶段应当引入令状主义,并且还应增加被羁押人对抗不必要羁押的救济手段。     

浅议有限责任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途径

现行破解有限责任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规定在程序上操作性不强且救济手段单一,致使司法救济结果不一。由于司法解散并不是最好的破解有限责任公司僵局的手段,因此必须从严使用司法解散,把调解作为法院判决之前的前置程序,并增设强制收购股权和公司分立两种破解途径。     

《伊本·白图泰游记》所反映的伊斯兰慈善济贫活动

《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有很多关于伊斯兰慈善救济的描述,主要有伊本·白图泰本人的慈善活动、他沿途所遇到的各种慷慨施舍者和慈善机构,真实全面地反映了伊斯兰社会传统的贫困观念和济贫体系的特征和实施情况,及其在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穆斯林社团、建立公正和谐穆斯林社会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FRAND承诺域外 法律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FRAND承诺是一种善意协商义务,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未履行该义务则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寻求禁令救济的请求宜采取限制适用态度,不满足特定条件的禁令救济请求,应当认定为必要专利滥用行为;在考虑Georgia-Pacific因素的基础上,可采用事前技术竞争模式合理确定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许可费用。欧美相关法律实践表明,运用多个部门法保障FRAND承诺实施是标准必要专利制度正常运行的基础。     

基于信息更新的两阶段鲁棒-随机优化调配模型研究

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中,应急决策过程的灾情信息具有动态性、不确定性等特征,从而使得整个应急救援过程中的决策都必须随信息更新而不断调整,本文在调研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地震为背景提出了基于信息更新的资源调配决策问题。文章结合灾情信息更新的特征,给出了应急救援响应的阶段划分;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两阶段鲁棒-随机优化模型,通过虚拟储备库点及虚拟临时分发中心点的设计,实现了第一阶段调配结果对第二阶段调配决策的后效性调整决策;根据鲁棒优化及随机优化的特点,设计了相应的原始-对偶及L-Shaped Method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最后,通过CPLEX软件编程求解,并进行情景生成下的算例分析,与其他方法比较分析,证明了文章所设计的模型在灾情信息更新下的优势。     

论共同危险行为的免责事由——对《侵权责任法》第10条的学理性解读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他人权益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但不能确定具体加害人的情况下,危险行为人能否通过证明自己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而免责问题,我国学界存在着“肯定说”和“否定说”,尤其《侵权责任法》第10条的模糊性规定使得学界和实务界对于共同危险行为免责事由的认识更加混乱;将“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理解为共同危险行为制度的构成要件,而不是证明具体加害人的责任,或许是解决共同危险行为免责事由认定方面面临的现实尴尬的一种尝试性途径,但理想的方式仍是通过司法解释的模式明确《侵权责任法》关于共同危险行为免责事由的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