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与纪实文化的建构

报告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独特样式,它的繁荣往往同社会变动密切联系,因此可以作为考察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的关键变量。将报告文学在新时期的发展置于改革开放语境下加以考察,能够梳理出当代中国文化与传媒中纪实精神演化的轨迹。在报告文学的发展演变中,孕育和涵养着新时期社会纪实美学,这也构成理解八九十年代报业、电视改革以及"新纪录运动"等文化进程的重要线索。     

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人文底蕴

被喻为“文学轻骑兵”的报告文学,自从20世纪初传入我国后,就紧握时代的脉搏并与之一起跳动,从未放弃过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因此,它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对民族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关注;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追问,对未来的预见;对人的尊重,对知识分子的价值的肯定与张扬;对真善美的热切呼唤与歌颂,对假恶丑的深刻揭露与批判。     

试论李春雷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

李春雷的报告文学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宏大叙事的特点。纵观李春雷的报告文学创作,经济改革就像一条核心线索,贯穿其创作的始终,最终聚合为鲜明的叙事主题"改革"。在真实地再现事实的基础上,李春雷的叙述不拘泥于个别事件的即时报告,而是以事件为酵母,展开对社会、历史和文化全方位的思考。在写作过程中,李春雷致力于报告文学文体新品格锻造的努力,使其创作呈现出跨文体写作的特征。李春雷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当代意义。     

新闻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在近年的新闻侵权案审判中 ,一些地方的法院采用了“谁报道、谁举证”的“新闻审判原则” ,强化了被告的举证责任 ,减轻甚至免除了原告的举证责任。这实际上违背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举证基本原则 ,违反了新闻规律 ,不利于保障新闻工作者的舆论监督权 ,因此有必要在新闻侵权诉讼中重申贯彻“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论报告文学的文学性

近年来报告文学的总体质量有所下降,社会影响相对减弱,而对报告文学的性质和特征认识模糊也正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报告文学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而存在,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作品作为审美观照对象的内涵和价值上,报告文学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新闻、报告或论文的替代品。     

趋异时代报告文学的文体位移——关于“中心/边缘”论的辩证省思

我们已经走进了以利益分配的多极性、文化观念的多元性、价值选择的多样性和媒体运作的网络性为基本特征的趋异时代。在文学艺术整体性地被边缘化的趋势中,报告文学文体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位移。从宏观的文体生态层面考察,报告文学既没有占据中心位置,也不可能被挤向文体和文化的边缘。辩证地说,报告文学的创作主体、作品本体和读者主体在趋异时代的位移表现及其原因都是复杂的,需要具体分析。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确有必要以平和的心态认真审视“边缘”思维的创新价值,以“文学性”建构为新的出发点,稳步确立最终迈向“中心”的信心和能力。     

左翼知识者的底层叙述——兼论夏衍的报告文学话语

作为真实性与立场性兼具的现代报告文学,不同于虚构性文本的小说与影剧,它所提供的是一种关于底层经验的真实想象方式。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知识者,因克服代言底层民众的诸多障碍,拥有了代言民众的合法性地位,并且将底层经验推向思想文化的公共空间。夏衍等左翼同仁在"左联"的观念形态框架中"真实"书写底层经验,其文本体现着各种不同的话语力量所进行的剧烈碰撞与利益博弈。     

综合与提升:构建理论大厦的艰难求索——新世纪报告文学研究述评

与上世纪相比,新世纪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研究硕果累累、进步显著、来势喜人.其具体表现,一是研究队伍日益扩大,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二是研究领域拓展、观念创新、方法多样,水平和质量大为提高.总的来说,表现出构建报告文学理论体系的艰难求索,可用"综合与提升"来概括.这一点,可以李炳银、丁晓原、王晖、章罗生等人的研究和<报告文学论>等专著为代表.     

源于生活真实的理想之歌——《李树海报告文学集》简论

李树海作为“攀枝花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报告文学创作体现出了这一文学群体的精神风貌——健康、明朗和豪放，是逆于目前创作大气候的独特文学现象，也反映出了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复兴的新迹象。本文试图从中国报告文学的处境、走出神话的英雄主义文学、文学精神与艺术创造等方面研究李树海报告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     

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新贡献——评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

《中国农民调查》不啻是对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拯救,而且还从全面深刻地反映“三农”问题,作品的批判精神与作家的战士品格以及运用多种文体的表现形式增强作品的表现力、深刻度等方面作出了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