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影响下南京市民网络休闲的群体特征——基于时间花费、终端使用及功能应用的调查研究

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城市居民有更多的可自由支配时间用于休闲,人类正步入休闲时代。同时,信息技术的扩散和渗透给城市居民的休闲方式和行为带来了巨大变化,以信息终端为工具的网络休闲正日益成为城市居民重要的休闲方式。以移动信息时代南京市区居民行为问卷调查为基础建立数据库,根据研究需要将相关数据与城市居民的性别、年龄、职业、收入以及学历等社会经济属性进行关联,并分别分析男性与女性、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类型、不同收入水平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人群在网络休闲时间花费、网络休闲终端使用以及网络休闲功能应用上的特征表现。     

城镇居民消费能力区域差异的基尼系数测度

建立中国居民消费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各地区综合消费能力大小,分析各地区居民消费能力的变异系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消费能力的洛伦茨曲线,给出了基于人口不等分的消费基尼系数计算方法。对2008-2011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数据进行分析,并与多项式法计算消费基尼系数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变异系数与消费基尼系数的相关系数达到0.993,消费基尼系数的设计是合理的;中国三个区域的消费差异有所不同,东部地区的消费基尼系数最大,中部地区的消费基尼系数最小,西部地区的消费基尼系数介于两者之间。     

中国居民高等教育投资决策分析

个人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时,会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其最为重要的因素应是从投资成本与收益的角度权衡比较.因为,高等教育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一样也存在着投资成本和收益的问题.投资者只有在分析其二者关系的基础上,才能作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江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及对策

通过分析江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揭示出江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居民总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从而影响消费需求增长,同时也影响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江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消费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并根据分析提出了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消费需求、优化消费结构等对策。     

基于ELES模型的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通过建立ELES模型,对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需求价格弹性以及消费支出结构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分析发生差异的原因,并得出结论。     

我国自然保护地居民权利保障法律制度研究

自然保护地的建立有利于防止生态系统退化,保护和维持生物多样性。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事业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保护地居民的使用权、财产权、人身权、文化权利却没有得到切实保障,这与法律制度的不完备有密切关系。当前,在我国自然保护地居民权利保障上存在管理体制不清晰、居民参与机制不健全、补偿机制不明确、利益分享机制不完备等问题。为切实保障我国自然保护地居民的权利,必须加强我国相关立法,以理顺管理体制,健全居民参与机制,完善损失补偿机制,建立利益分享机制等。     

西辽契丹人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制度

西辽是我国北方古代契丹民族在今新疆西部和中亚地区建立的政权,在立国的 90年（1132~1218年）中,从一支游牧民族转变为定居农业民族,并且在吸收土著统治者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创建和制定了自己的统治体制和政策,对促进中亚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从居民主体行为审视宏观经济政策的绩效性

基于我国近年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现象,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绩效性提出了质疑。我国宏观经济中存在不充分就业、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不公平税赋、不均等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不充分的财产权和契约关系。而这些缺陷的存在又都与宏微观经济不一致、宏观经济政策不重视居民主体的动机与行为有关。因此,应落实居民的市场主体地位与作用,宏观经济政策应着眼于对居民行为的规范与激励,这样才能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绩效性。     

基于千户调查的广州城乡居民基尼系数分析

根据广州统计年鉴资料和课题组千户调查数据,运用洛伦兹曲线的函数关系式模型,并借助回归方法估计模型参数,分别计算连续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研究发现：根据千户调查数据计算的广州市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170;广州市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3495。这一计算结果优于根据统计年鉴计算的结果,并更符合实践和更具有解释能力。     

以情动人：干部驻村制度有效落地的全过程透视

干部驻村是一种具有鲜明情感属性的制度安排,其有效性最终指向于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基于华北L村的田野调查,并尝试搭建“以情动人”的分析框架,可以将干部驻村制度有效落地的全过程分成缘情入里和情感动员两个前后相承的阶段。缘情入里沿着差序性的村治权力格局逐步推展,其以驻村干部获得村支书的情感支持为开端,而后依次与村庄骨干、普通村民建立起情感关联,调和了外来制度与内生情感秩序的差异。情感动员则指向于破解村庄遭遇的治理难题,其从驻村干部、村支书、村庄骨干达成情感共识起步,再调动普通村民的主体性与参与感,重新把村庄凝聚为具有浓厚情感气息的有机体。以情动人凸显出情感之于乡村治理实践和干部驻村制度的关键意义,对于乡村振兴中加强乡村治理及提升驻村干部治理能力也有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