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现代农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和重要基础。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需要明确现代农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系,弄清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本文在回顾了我国"三农"政策变迁的基础上,对现代农业的内涵及其发展趋势作了简要的阐述,明确了现代农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系,然后分析了发展现代农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紧迫性,并提出了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建议措施。     

西部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法律风险与合规管理

直播带货对西部农产品拓展销售市场、有效激活与转化消费潜力具有积极的意义,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这种新型电商营销模式起步较晚、发展迅猛,在引领直播带货新风口的同时,客观上诱发产品质量安全、知识产权侵权、虚假宣传等法律风险,有触碰法律红线、透支粉丝信任之虞。在电商直播强监管时代,西部地区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迎来大考,破解路径在于加强各方营销主体的合规建设,尤其是强化履行农产品质量审核义务、加强直播宣传行为合规管理义务、农产品供应商信息的检验与留存义务。司法行政机构应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机制;消费者作为直播带货的最后环节,应具备基本的维权理论与技能,敢于维权、善于维权、合法维权。     

服饰上的心意民俗——论宁波童帽的特色

童帽是服饰品中最为常见的物品之一,但它却浓缩着时代的烙印,是某一民族、某一国度的文化缩影。文章试从浙江宁波地区的童帽入手,分别从亲情、祈福、崇拜三个方面探讨了童帽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认为宁波地区童帽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内涵非常具有地域特色,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构建江西城乡劳动力市场体系若干问题的研究

劳动就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战略性问题。构建江西城乡劳动力市场体系,必须立足江西实际,加强宏观指导,转变政府职能,注重制度创新,增加市场弹性,培育劳动力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健全和完善各项经济社会政策,以促进江西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总结资本市场助力脱贫攻坚的经验,对推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16—2019年期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参与精准扶贫的企业为样本,探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审计质量,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在高媒体关注度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政府要高度重视企业的力量,新闻媒体要加强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报道与监督,企业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三者共同发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重在“人才振兴”,只有解决好了人的问题,乡村才能真正振兴,因而推动各类人才尤其是吸引新乡贤参与家乡各项事业发展,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新乡贤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对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等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诸如对新乡贤认识定位不清晰、缺乏情感沟通、实践渠道受阻以及权益保障不到位等。为此,需要通过多种舆论宣传确保新乡贤“时刻挂念家乡”、加强日常情感联系推动新乡贤“经常回来走走”和注重多措并举鼓励支持新乡贤“共谋家乡发展”等实施路径,来不断提升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工作实效性。     

闽方言区PSC"二乙"特征分析

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二级乙等"简称PSC的"二乙",被称作"教师职业生命线"。对闽方言区"二乙"的典型状态和临界状态进行分析,探讨闽方言区PSC中"二乙"的特征,发现闽方言区PSC中的"二乙"等级应试人普遍存在着测试总分、等级与普通话语音面貌状态"失衡"的现象,提出对闽方言区"二乙"特征问题的思考。     

丰水地区虚拟水投入产出分析——来自江西的实证

构建了区域水资源投入产出模型,通过对丰水地区的典型代表省份江西的农业、工业及其他产业虚拟水消费量、贸易量的计算,得出了各产业间虚拟水净转移以及区域间虚拟水的输入输出量,建立产业间虚拟水转移矩阵,量化了产业间虚拟水的转移情况。结果认为,农业是虚拟水最大的净转移和输出部门,其所利用的水量实际上向制造业大量转移。该结论从投入产出分析视角为丰水地区水资源管理提供了全新的政策建议。     

农村公社·东方道路·中国特色——马克思“农村公社”理论再探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晚年手稿,厘清“农村公社—东方道路—中国特色”的内在逻辑。马克思试图将农村公社视为东方社会的基础和本质,并将其上升为总体性范畴,有如商品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功能。农村公社并不是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另一个问题,而是它的必要环节。马克思研究农村公社,是要确立“西方资本主义-东方社会”这个完整世界体系中的东方维度,是要找到一把解开东方社会奥秘的钥匙,以便解释东西方互动构成的资本主义总体危机。至于商品经济解构农村公社,进而影响东方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形,马克思设想了两种模式：俄国社会的“跨越”模式,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冲击—解体—重构”模式。由于某些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较早、较彻底地消灭了农村公社,建立了强大的宗法皇权体制,故我国的现代历史路径有较大的独特性。     

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

基层形式主义成为困扰乡村工作的顽疾。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工作遵循“事本主义”逻辑,国家在基层领域以有限的形态存在,基层具备内生秩序生成能力,形成诸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矛盾化解方法。近年来,随着“三农”工作的总体形势变化,基层工作越来越大程度地纳入到国家统一治理的范畴,乡村治理活动的制度外空间被压缩,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体制化管理。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一方面消除了体制外运作的不规范现象,同时也带来了基层形式主义弊病。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要回到传统治理方式,而是要寻求乡村治理体制与乡村治理需求的再次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