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派书记：有效治理问题村的实践与机制

当前中国农村存在一些问题村,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基于治理问题村的现实需求,华北A县创造了“选派书记”制度,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实践效果。在县委组织部的多方协调下,县乡共建了农村人才后备库,然后再向问题村选派合适的干部任职村书记,实现人才与村庄的精准对接。选派书记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通过建构村庄权力的整合机制、治理资源的调动机制以及应对琐碎事务的扁平化治理机制,实现了对问题村的有效治理。“选派书记”制度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举措,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提供了重要方向。     

新苏南模式：乡村振兴的一个解释框架

新苏南模式作为一个“主动式”与“内源式”的乡村建设实践范式,为理解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话语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动力、产权结构形式、经济增长方式、乡村发展目标上均产生了质的转向,主要以制度创新为实践驱动,从而消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振兴理念上,通过户籍制度、就业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的变革,以促进城乡融合;在振兴手段上,通过“三集中”的实践策略,以落实乡村有效治理;在振兴指向上,通过多元合作与网络化发展的路径,以建立一个“村庄空间—中心社区—城镇地域”多中心的城乡融合共生系统。     

乡村治理中现代乡规民约的民间法理论问题

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当下的重要任务。乡规民约中流淌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积淀,对乡村治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乡规民约作为民间法的一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调整国家法所不能到达的地方。然而,乡规民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要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必须构建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劳动力禀赋变化与生产条件差异下的农业技术选择——以中国水稻机插秧技术推广应用为例

农业生产要素禀赋状况变化与农业生产条件差异对农业技术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23个水稻生产省（直辖市、自治区）2004—201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随着水稻雇工工价不断上升和各地区水稻机插秧水平不断提高,各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也对水稻机插秧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农业生产条件的差异是导致地区间水稻机插秧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随着中国农业劳动力逐渐稀缺会诱致劳动节约型技术的不断出现和大量应用,但诱致性技术变迁机制的有效发挥还依赖于各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为进一步提高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需要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机作业条件和提高农机技术水平。     

中国出现新乡村性？——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

在中国,越来越多城市居民喜欢利用周末及节假日前往乡村地区休闲度假,给旅游地理学和休闲地理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为研究中国新型的甚至是未知的城乡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种新的休闲度假趋势主要产生于大中型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以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周边郊区为例,研究新型乡村旅游在城郊地区的发展,在保留和修缮传统乡村景观的同时,也产生出新型景观。旅游的发展促使乡村地区结构重组,建立了乡村旅游从业者的经营活动与当地农业发展之间的新联系。从中区分出两种乡村旅游经营模式:一种是为了适应当地乡村现代化发展需要并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示范村;另一种则是由个人开发且相对独立的小型农家乐或乡村旅游景点。这些地区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既有利于当地发展支柱产业,调整产业结构,扩大经济活动范围,也为城市居民重新审视乡村世界提供新视角。     

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与基层善治

通过对农村不同公共品供给方式实践的考察,发现了两种不同的供给理念。作为一种典型的“输入”式供给方式的项目制,因为忽视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导致资源浪费和治理失效的问题;成都市推行的公共服务资金政策,通过将决策权下沉到议事会的方式,实现了公共品供给方式从“输入”到“嵌入”的转变。研究发现,普惠性的资金分配和弹性化的使用规则、需求表达和组织回应的制度化、村庄治理资源和治理手段的组织吸纳、群众参与和基层监督机制这四个层面的实践机制保证了公共服务资金具备公共性、权责性、合法性和透明性四个基本特征,从而体现了基层善治的基本要求,是善治理论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实践。     

集体行动、财政激励与村级公共产品自主供给

利用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变迁作为研究对象,从影响农村居民集体行动的社会因素与财政因素两个维度,对农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证实：“一事一议”制度有利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结构优化,其显著提升了村级公共服务的供给绩效。农村传统的“宗族”社会结构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中的“自利行为”和“搭便车”倾向,促进了“一事一议”的开展,而当前逐步扩大的收入差距形成了公共产品的偏好差异,提高了“一事一议”的交易成本,但是有效率的村级治理体制对村庄开展“一事一议”具有促进作用。“一事一议”挂钩的财政补助,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实证研究结论对于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培育内生性的公共产品自主供给机制,提供了决策依据。     

农村单身汉社会形象再解释

通过对新闻报道、文学作品、影音作品、网友评论等资料的分析发现,目前媒介工具对农村单身汉的社会形象建构呈现极端化趋势。“犯罪、懒惰、无知、贫穷、孤苦、越轨”等负面评价成为该群体的主要特征。同时,学术界的部分研究结论也加深了农村单身汉负面社会形象的建构。然而本研究认为,农村单身汉与普通人在村落的社会形象与社会地位并无差异,未婚不会导致其被社会排斥,个体特质才是决定性因素。大众传媒与学术界塑造的标签化负面刻板印象极不利于农村单身汉的社会生存与发展。因此,对该群体应去标签化、去特殊化,对其给予客观评价,促进农村单身汉社会形象再构建。     

村庄非农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

聚焦于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的微观和宏观机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家庭—村庄”两个层次的交互模型,考察了不同生产情景下社会资本效用的差异性以及村庄非农化过程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张能够同时提高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社会网络结构异质性的提高只有利于非农收入的增长;并且随着村庄非农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网络的效应对于农业收入逐步减弱,而对于非农收入的影响则逐步增强。在宏观层面,村庄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仅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但随着非农化进程的推进,村庄集体社会资本在农业生产中所凸显的优势将会逐渐削弱。这预示着,中国农村非农经济的迅猛发展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资本的经济意涵。     

家庭式迁移女性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家庭式迁移已经成为农民工流动的重要模式。家庭式迁移的女性农民工需要同时扮演雇佣劳动者和家务主要承担者的双重角色,这种迁移模式对女性的劳动供给行为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利用浙江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试图考察家庭式迁移女性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工作经验、培训经历、本地生活时间、工资对女性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结构的影响不显著,但子女或老人随迁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各因素对女性工作时间不同分位数上的影响具有明显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