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ability and employment policy in the Israeli welfare state: between exclusion and inclusion

Based on the social model(s) of disability, this article seeks to analys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Israeli employment policy toward disabled people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and a half of its existence (1948–1965). Findings from 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s suggest that throughout this period disabled people, mainly immigrants, found themselves at the lowest echelons of Israeli society and the labour market. Furthermore, the Israeli welfare state offers an interesting case study of the gap between a welfare state’s stated adherence to social justice and the more limited, and even contradictory, outcomes of its policies. Our discussion suggests that a valuable way of reframing our findings can be found in the critique of de-commodification as an inadequate concept and in the use of related concepts such as re-commodification and quasi-commodification.     

“空间、空间生产”五问——对张之沧教授几个观点的质疑

既然空间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它就不可能具有主观性、意识性,也不可能是精神的存在方式。先在的、外在于人类实践的自然空间不可能是人创造的。我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变了自然事物的原有空间形式,新的空间形式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但我们不能创造物质本身,只能改变物质的具体形态,因而,我们也不能创造空间本身,只能创造具体事物的空间形式。社会存在是物质的高级存在方式,社会存在的空间形式可以称之为社会空间。但"社会空间"不表示这种空间具有社会性。社会存在包含着自然存在,不是自然存在的存在是非存在。社会空间实际上是社会存在的自然物质基础具有的空间形式。空间是物质的自然属性而非社会属性,"社会空间"不具有社会性。空间的生产只是生产的一个方面,不能用"空间生产"的概念代替"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产方式"的概念,应当从生产方式来理解人类历史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在空间上的扩张、争夺。     

政治与经济:中国改革的可能走向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为何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学术界的主流形成了三类具有代表性的分析框架:"宪政转型"、"体制落后"和"分配不公"。这三类框架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局限性。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相关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这与主流观点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有着极为深刻的解释力。这种解释的要义在于:(1)经济发展与经济基础的变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2)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要求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3)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张力必然催生相应的政治诉求;(4)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负相关",正是这种"政治诉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的表现。因此,在经济基础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既要强化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又要确保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这个难题如何解决,不仅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构成了巨大挑战,也将决定中国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前途命运。     

社会转型期宪法与社会变迁的冲突关系及其调适

在社会转型时期,宪法与社会变迁之间经常会产生冲突,使得一些改革措施面临违宪性争议。宪法与社会变迁之间产生冲突的原因主要有:宪法的滞后性与社会的发展性之间的矛盾;宪法至上理念与宪法工具主义思维之间的背离;宪法形式上的至上性与实质上的非至上性之间的割裂。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宪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冲突,需要将当前宪法由"总章程"式的宪法模式转变为原则性的宪法模式。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理念及机制建构

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价值目标是建设法治社会。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需要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应以保障人权、公平正义、民主参与和权力制约的法治理念为导引,进一步完善民生民权保障的法制;加强依法行政,完善行政法制模式;强化公众民主参与机制;加强基层民主自治,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健全多元化的公民权利救济机制,拓展法院的司法功能。     

批判视域下的老年社会工作: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反思

谈及近十年来我国在发达城市大力推行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很容易联想到已有半个多世纪发展历程的英国社区照顾,然而,本文并没有采取同类比较的手法去启发我国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而是从西方学界对英国社区照顾近二十年来的争议与探讨着手,重点引入批判老年社会工作方法,对我国为老服务的输送环节在批判视域下做出更好的借鉴与反思.     

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一个基于体系分析的解释框架

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主要由价值分体系、规则分体系、组织分体系、方法分体系、评价分体系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的根本基础。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具有人本性、开放性、能动性、科学性、系统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管理的体系改进的重点是要加强对体系的元治理,推动智慧驱动型社会管理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对"输入—输出"模式的管理能力。     

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之检讨与完善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无法发挥作用时,为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提供社会救助。自救助基金制度实施以来,其所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引起各地政府的重视,但严格的补偿条件和因地而异的运行机制阻碍了社会救助功能的发挥。基于此,需要进一步扩大救助基金的来源,修改救助基金的补偿条件,完善救助基金的追偿,使救助基金作为社会救助之一种,能够起到安定人民生活、救助社会弱者的作用。     

社会管理与政府能力建构

作为主责人类权威性价值分配和管理公共生活的组织体系,政府的能力建构永远与其价值分配导向确立、职能实现以及治理绩效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和回应公共问题挑战,能力建构为政府破解各种困局、满足民众需求、履行公共职责提供了有力的改革思路和策略;另一方面,政府能力建构的方向定位体现了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和依据。中国政府正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强化社会管理职能的诉求,实现社会管理职能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成功转型,而政府建构并发展与社会管理责任相适配的能力,是完成职能,达成绩效必需的基础条件。基于此,本文阐述了政府能力建构内涵、社会管理中政府能力建构的方向与依据、社会管理三个层次的政府能力建构等三个问题。     

社会企业视角下的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宁夏盐池小额信贷转型实践为例

宁夏盐池小额信贷是全国第一家获准转型为小额信贷公司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转型后,盐池小额信贷非但没有偏离其扶贫目标,反而由于服务能力的提高而使扶贫目标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得到实现。文章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社会企业的视角出发,对盐池小额信贷的经验及具体做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总结,以期对其他同类小额信贷机构平衡双重目标约束,保证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