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文化变迁下的个体心理状态--社会文化震荡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访谈研究

社会文化震荡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点,它对个体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并引发出各种心理问题,因此,研究社会文化震荡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源和影响机制,才能为社会发展和个体心理救助提供有效建议。笔者通过访谈结果发现:社会文化震荡有系统的影响源;在影响源里,社会变革与发展影响显著而持久,思想观念嬗变等则表现出时代性;个人背景分化了社会文化震荡的影响;社会文化震荡对心理中介如认知、体验和态度因素影响明显;社会文化震荡显著影响个体事后情绪与观念变化;心理中介对心理健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现状与发展

本文论述了人文地理学在我国发展的基本情况,并着重分析了中国人文地理的现状。文章还对21世纪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趋势作出了预测。     

不动产登记机关赔偿责任性质的解释论研究

民事法律责任与国家赔偿责任是不同分类标准下产生的法律概念,两者之间并非水火不容。结合相关法理,以现行法制状况为基础,从解释论的视角对不动产登记机关登记错误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进行分析,不动产登记机关登记错误赔偿责任的性质应界定为民事法律责任。而从赔偿责任承担的角度分析,其又是国家赔偿责任。     

理性思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公权力与私权利资源在不同阶层按不同方位排列组合的历史,与此同时,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基于自己的立场对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目前我国的权利(力)状况是公权力强、私权利弱,公权力经常侵犯私权利,因此我国应当明确划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确立私权优位主义的指导思想,运用法律手段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并发挥社会组织在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中的润滑剂作用,从而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当前国有经济改革理论与对策的探索

自党的"十五大"提出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以来,国有经济从过去的单线式改革转变为双线式改革.由于这种改革不再坚持先前设定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国企改革实际上奉行"能改便改,不能改就退"的原则,这就为原来几乎走入死胡同的国企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当前,国有经济改革面临着四大任务: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的任务艰巨,尤其是国有经济主动进入竞争性领域来增强控制力和竞争力问题;规范的公司制改造才刚刚起步,国有独资企业比重过大,已进行了股份制改造的国有控股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股东会与监事会形同虚设,刚刚开始推行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前景不容乐观;多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有待探索,政资与政企分开还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任重道远,刚刚建立的保障制度面临着空壳化风险.     

1949-1957年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的研究

1949-1957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权力的下沉。下沉主要是通过运动建政;革命建政;政党建政三种方式进行的。农村政权建设的焦点、难点,是乡村社会的动员、协调与控制问题。支前反霸、镇反土改、互助合作等运动,既使国家权力纵向上达至区、乡、社队层面,横向上扩展到农民的生产、生活领域;又使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的重组、重构。它们的实现,并不是简单的直线演进程式,动员、协调、控制中的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从始至终都存在着矛盾、紧张和冲突。醴陵县的个案研究,就是从这两者的互动轨迹来揭示其复杂面相的。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转型：缘起、目标和前景

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完成追赶西方国家的历史任务后必须实现国家治理的转型,即由发展型国家转变成为平衡型国家,实现国家、市场、社会三种力量的协调与平衡。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转型,是一个延续时间较长的过程,其关键在于以法治重理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转型,对当前我国国家治理及经济、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走出国有资产转让的三大认识误区

国有资产转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败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国企改革的进程与结果。我们必须走出账面价值的认识误区,注重未来预期收益的“折现值”,走出资产流失的认识误区,注重资产流失与假资产流失之名行捣乱非流失资产转让之实的双重防范;走出否定国有资产转让的误区,充分意识因噎废食有可能拒一切转机于门外,而完善法规则可以亡羊补牢。     

辽景宗的治国思想与实践

辽景宗耶律贤是我国北方历史上一位有所作为的皇帝,他顺应时代潮流,审时度势,在继承皇位后,在皇后萧绰的辅佐下,革除旧制之弊端,推行新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治国思想,并付诸实践。主要表现在继承传统,射猎尚武;平定内乱,安抚诸部;安边修好,与宋议和;厉行法治,整顿吏治;重用人才,用人不疑;减免租赋,改革税制;纳谏求言,信赏必罚。他的治国思想及采取的措施收到了一定成效,为圣宗之兴奠定了基础,对辽代社会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冲突与协调:国家权力、基层市场与农民生活——“大跃讲”后贵州农村集市贸易分析

"大跃进"中,农村集市贸易被迫停滞,农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国家重新开放了农村集市,这可以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在集市贸易的恢复过程中,国家权力和农民利益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冲突,为此,政府采取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在满足农民基本利益的同时,也维护国家权力的权威性。在此过程中,农民的意愿和行为作为力量的一极也不可忽视,相应的沟通疏导渠道,也是使这种社会冲突不至于升级的重要保障。在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对社会冲突的个案分析,有助于国家和市场在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中的准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