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的成因分析

舆论的产生受到一系列主观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即对事物认知、评判之前,人们会用曾有的生活经验和较为牢固的判断事物的标准做框架,这有意无意地决定着个人意见的基本倾向。需要、团体心理和从众行为、风俗习惯和宗教情感,是主观因素的构成核心。在某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对出现的舆论客体,通过众人的参与,能在短时期内形成共同意识或思想。这种意识、思想受到政权机构的制约。而提供舆论客体、制造舆论环境又与大众传媒密不可分。这些是舆论产生的客观原因。     

多重视角的多重形态--《英雄》《公民凯恩》《罗生门》叙事结构之比较

电影《英雄》《公民凯恩》《罗生门》均使用了多重式聚焦叙述结构,让不同的人物从各自的角度、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讲述同一事件。但三者决不是简单的模仿。《公民凯恩》的叙述差异来自于人物视角受到的客观条件的限定,每个讲述是真实的,是并列互补的,连缀起来则得到更完整的真实。《罗生门》的叙述差异是由于叙述者的主观取舍而造成的,是彼此对立的、不可靠的,使我们看不到真实何在。《英雄》的叙述差异既是并列的,又是前后勾连、螺旋递升的,在虚实相衬的迷宫讲述中,在不断的否定之中一步步接近真相。     

简论王国维美学的现代性

站在近代这样的时代峰颠上 ,王国维作为近代著名的学者 ,在他的学术中已经透露出了现代的气息。在美学思想上 ,王国维一反中国传统的“功用”主义思想观 ,提出了他著名的“非功利”美学观念。在王国维看来 ,艺术是超功利的 ,具有其独立的价值和地位。这无疑提高了艺术的地位 ,为日后中国建立独立的艺术精神提供了先验 ;在美学术语上 ,王国维由传统术语经由阐释而转为现代性和由西方引入美学术语这两条途径 ,提出大量的现代美学术语 ,并且在他的文章中加以应用 ,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性的一个表现。总之 ,王国维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值得后人加以借鉴和研究。     

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构成初探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危险驾驶犯罪,包括醉酒驾驶机动车情形。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是醉酒驾车单独负刑事责任的重要理论依据。醉酒驾驶机动车肇事犯罪构成重在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其中,醉酒驾车构成犯罪的主观心态是醉酒驾车肇事时这个特定时段的心态,行为人主观上应持有间接故意。醉酒驾车构成的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法律已经明确,但有失笼统,应随着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完善。     

强奸犯罪之主观方面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强奸罪主观方面的修正

从两大法系主要典型国家对强奸犯罪主观方面的立法规定或理论学说来看,两者在认定主观方面的标准侧重点不同,其认定标准都存在一定缺陷;相比于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对强奸罪主观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对行为人“轻率”的心理态度的理解较富特色。我国对强奸罪主观罪过通说的界定不够全面,不符合行为人的正常认知,需要进行修正;将行为人在过失或间接故意心态支配下实施的奸淫行为一律推定为直接故意,违反公平正义原则。我国强奸罪主观方面应当修正为：直接故意、间接故意,以及过于自信的过失可以构成强奸妇女型犯罪;故意和过失皆可构成奸淫幼女型犯罪。     

影响私人轿车拥有的因素分析

轿车进入家庭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通过对影响轿车拥有和使用的因素,即效用、收入、城市结构、城市交通、城市道路设施和政策导向等六个方面的分析,指出应从多层面来研究中国汽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的支撑条件,使汽车工业产出与运行需求均衡发展。     

西部山区农民易地扶贫搬迁意愿的影响因素

从现在到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从农民自身角度研究搬迁意愿,对加快实施易地扶贫移民搬迁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依据西方微观人口迁移理论：地方效用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和效价[CD*2]期望理论,整合构建了中国国情下由政府引导的易地扶贫搬迁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以陕南移民搬迁为例,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最优尺度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①心理因素、政策和预期因素、环境因素对搬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②控制变量中家庭人口数、非农劳动力比例、家庭成员求学婚姻等控制变量与搬迁意愿显著相关;③没有搬迁的主要的顾虑是搬迁后找不到工作、城镇生活成本高、搬迁成本高、搬迁后的适应等问题。研究建议政府部门在搬迁补助、就业安置、搬迁后适应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增强搬迁的信心。     

论何逊和阴铿山水诗的情景交融

何逊、阴铿作为南朝梁陈时期重要的山水诗人,相比于谢灵运、谢眺、江淹等诗人,二人的山水诗中,景因情显得更加形象,情因景显得更加感人,情与景的关系更为和谐统一,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提高高校教学秘书工作效用的策略

本文从效用的层面分析了目前高校教学秘书的工作状况,并提出了提高高校教学秘书工作效用的策略。     

苔丝与艾德娜形象之比较

《德伯家的苔丝》和《觉醒》分别是英、美文学史上描写女性意识觉醒的经典作品。但由于两位作家性别、国度的差异以及个人经历的不同,使得他们塑造的女性形象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的差别,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