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挑战与对策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使公司超越了简单的最大化股东利润的狭窄视野,但是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又相对模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应对理论、实践与现实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挑战,作为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内国公司与外国公司,都必须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向社会提供完整真实的信息,参与国际竞争.作为市场规制者的国家,必须重构主权,积极行使经济主权,并加强法律的执行。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研究的问题与困境

基于德国"农业经营学"研究中土地集约概念的梳理,以土地投入产出的结构性解析为切入点,比较了城市与农业土地利用的区别.文章指出,从农业土地集约拓展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造成"集约"这一概念两个不同质的内涵与理解,这有违于科学术语一致性原则.文章对集约目标泛化造成研究中和政策实施上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从“小传统”到“大传统”：改土归流对鄂西南地区社会生活的影响

改土归流前,鄂西南地区在饮食习惯、宴饮礼俗、居住习惯、婚姻形态、基层社会组织、交往方式、信仰传统、思想教育等方面已形成特有的社会形态。改土归流后,中央政权实施一系列社会生活改良措施：一是更新农业生产理念,强调生产过程管理,鼓励开塘积肥,重视水利建设,积极开垦荒地;二是规范婚姻礼仪,严禁同姓为婚、姑舅表亲、童婚等,肃清悔婚和随意结亲行为,整顿女家外戚干涉婚嫁;三是倡导祭祀祖先,提倡在居室正中奉祀祖先木主,并由绅士阶层率先践行示范;四是严禁民间巫术活动,劝诫民众切勿参与巫术活动,肃清“罗神邪教之家”,依据清律严惩巫术活动组织者和责任人;五是普及礼义教育,遍设地方官学,提倡乡里义学。这些举措推动了地方生计农耕化、社会交往扩大化、社会生活礼法化、岁时节令一体化、祭祀活动多元化发展。这一社会变迁是主流“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不同文化层次的动态交互关系,体现了王朝国家“大一统”观念的目标导向,促进了鄂西南社会生活整体面貌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全面融入更宏阔的历史进程中。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阈下改土归流的历程、原因及作用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实施的改土归流,不仅彻底废除了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特权,将国家版图内的人事权、财政权、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文化教育权等悉数收归中央,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过渡的关键环节。明清改土归流经历了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土司利益与王朝利益的矛盾、各地土司与辖区民众的矛盾,也有中央王朝通过改土归流以增加税收、朝廷命官与乡村民众要求改土归流等现实动因。改土归流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目标、凸显明清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速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四者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改土归流的实施,不仅是推动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迈进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举措,而且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发生巨大变化。     

东苗、鸭子苗与东家人：贵州畲族的历史演变

贵州畲族在1996年被识别为现有民族身份之前被称为“东家人”,史称“东苗”。据史籍记载,东苗源自唐代的“东谢”,历史上的分布地主要为贵阳及其周边地区。明代以后,部分江西人进入黔地,逐渐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中,他们也因为擅长养鸭而被称作“鸭子苗”。从清中后期到民国初年,东苗的住居地渐向黔东南区转移,集中在福泉、麻江、凯里等地,且多与汉人杂居。其间他们与“鸭子苗”完成融合,被人称作“佟苗”。贵州畲族历史演变及来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充分印证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事实。     

新中国60年劳伦斯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中国的劳伦斯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起步,自80年代起走向繁荣。在80年代,劳伦斯笔下的性描写是学者关注的中心,也鼓舞和启发了中国作家对人性的深入探索。90年代之后,中国学者对劳伦斯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对其创作中的工业文明与大自然的冲突主题、两性关系主题、死亡与再生主题,非理性心理描写、原始主义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探究,也对其作品中的象征隐喻手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精神分析、生态批评、比较文学,以及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叙事学、伦理学批评等研究方法,都应用于劳伦斯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另一方面,中国的劳伦斯作品翻译良莠不齐,研究的低水平重复、缺乏学术规范现象也十分严重。     

调整利息税率对中国居民人均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985—2008年的经验数据

 本文通过所构建的居民消费效用函数模型,得到利息税率调整引起居民人均消费的变化量,并利用中国1985—2007年的数据估计出模型中的参数。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第一,调整利息税率对我国人均消费产生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第二,调整利息税率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影响的效应不同：提高利息税率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产生的总效应相对较大,而降低利息税率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产生的总效应相对较大;第三,城镇居民消费时间偏好、储蓄效用因子大于农村居民的消费时间偏好和储蓄效用因子。     

高校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问题及对策研究——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例

大学生就业问题近年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因其既具有共性,又带有特性,更应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对西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调研,发现当前成都地区高校少数民族毕业生一定程度存在热衷大城市就业,沟通能力相对不足,从事工作与所学专业不对口,易受到不公对待等就业问题。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与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的传统择业观、汉语水平、学校的专业设置以及用人单位的不当认识有关。为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加大对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关注程度;学校应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社会应创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少数民族大学生应提升自身能力、转变择业观念等相关对策建议。     

从颜俊彦《盟水斋存牍》看明末广州、澳门贸易制度若干变动

《盟水斋存牍》是明末一部史料价值颇高的文集。作者颜俊彦,崇祯元年至四年任广州推官,《盟水斋存牍》就是他在任时处理的勘合、谳略、翻案、矜审、公移等的结集,涉及刑事、民事、诉讼等司法及行政实务,对明末广州、澳门贸易及相关管理制度变动也多有记载。如海道副使原来督察海防,兼管夷务、带管市舶,万历年间明神宗派太监李凤、高寀督办粤、闽榷税,使海道副使的超常权力被剥离,退出市舶管理。明中叶主管朝贡贸易的清闲衙门市舶司重新掌管税收,还协助海禁、防范接济走私等,权势膨胀,产生严重的贪污腐化,号称濒海贪泉。此外,广州、澳门的揽头、铺行、夷商纲纪也十分活跃,参与贸易。这些对了解明末广中事例演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中国经济正面临何去何从的方向性问题: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抓大放小,无为而治,让市场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还是国进民退,让政府主导经济,发挥更多的作用?答案无疑是前者。基于以上判断,中国经济的长期深层次根本问题在于:深层次制度障碍未破除,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滞后,政府、社会与市场的治理边界界定不清晰、不合理。这就导致了三重三轻的不科学发展观: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要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深入推进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第一,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第二,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