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视阈下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论析

当代中国,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人民群众在享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丰硕成果的同时,正遭受到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当前保护自然环境和保持生态平衡,既是人类面临的重要伦理道德问题,也是我国必须正视的重大现实课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积极吸收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理念、珍爱生命的生态人文精神、物人平等的生态伦理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价值取向等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关于人类来自于自然又依存于自然、人与自然具有相互影响与和谐统一关系的思想,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为人类社会延续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的论述,关于人既属于自然界又是自然界长期演进的产物、人类必须尊重自然、绝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观点,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导。当代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积极顺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引,吸收借鉴我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积极成分,在新时代的历史境遇中采取切实可行的科学路径,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是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完善生态环境立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根本保障;二是倡导生态环境民主、提高民众参与意识,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合力;三是提升政府生态服务能力、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基础;四是优化国土资源开发、有效利用自然资源,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基本前提;五是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借鉴学习,为共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创造重要条件,真正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试论康德美学的先验转向--兼就目的性原理的形成与邓晓芒先生商榷

国内学术界论述审美判断力与目的论判断力的内在关系以及自然的合目的性原理的形成问题时,常常从其哲学体系出发,把目的论判断力作为审美判断力的“衍生物”,把自然的合目的性原理看作由审美判断力提供的。这是一种未经历史分析的独断。通过康德美学先验转向的历史分析,可以说明康德是如何通过目的论的研究为审美判断力寻找到了先验的原理———目的性原理,从而澄清学术界对于康德美学中目的论的认识。     

律师论辩逻辑——律师逻辑论辩的四要素

从“律师、论辩、逻辑”三位一体的角度阐释律师逻辑论辩的四要素。一是律师论辩应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二是律师论辩应具有熟练的逻辑思维技法,它包括归纳思维法、演绎思维法、辐射思维法、收敛思维法。三是律师论辩应具有灵活的逻辑论证技巧。逻辑论证技巧是指律师把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运用到律师论辩中去的具体方法,其主要论证方法有因果互证法、三段论论证法、类比论证法。四是律师论辩应运用机智的逻辑辩驳方法,即直言辩驳法、假言辩驳法、二难辩驳法、归谬辩驳法。     

试论治理腐败的逻辑

为了选择有效治理腐败的方法,首先要解决针对有效治理腐败的逻辑思维问题。目前各国普遍使用的“治理腐败逻辑”有三种:一是减少介入腐败的机会;二是提高介入腐败的代价;三是增强腐败免疫力。这三种逻辑及其策略均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只有综合运用三种逻辑及其策略,才能有效治理腐败。     

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党和国家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关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地方高校作为区域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知识生产创新的主渠道,服务乡村振兴既是内在要求,更是职责使命。研究指出,探讨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个性、共性内涵,以及历史发展脉络,是理解地方高校“何以要”服务乡村振兴的关键;而探讨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以及实践经验,是打开地方高校“何以能”服务乡村振兴大门的钥匙。研究从内生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四个维度,明晰了地方高校“何以要”和“何以能”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为地方高校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歧路上的辩证逻辑

中国的辩证逻辑研究在苏联哲学问题编辑部《逻辑问题讨论总结》误导下,抛弃了形式逻辑,只研究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思维阶段,走上了歧途。恩格斯的“辩证逻辑”,是“辩证的逻辑”的误译。辩证逻辑不仅名不正,言也不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偏离了黑格尔奠基的大方向。     

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演进特征与治理机制

新形势下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不仅给疫情防控带来了严峻挑战,而且给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较大压力。厘清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把握网络舆论发展的演进特征,对做好网络舆论引导与谣言治理意义重大。在现代网络社会,随着交往实践的普遍进行,从现实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来看,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的生成,是网络议题、网络交往和网络传播相互作用的结果。受网络社会交往实践主体、客体、环体和介体等多种因素影响,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又呈现为非线性的发展演进趋势,极易引发“蝴蝶效应”造成舆论秩序失范,甚至导致“塔西佗陷阱”的舆论信任危机,给疫情防控带来复杂变数。必须建立健全网络舆论治理机制,有效管控舆情,提高疫情防控治理水平。     

Fuzzy epistemology: Decolonizing the social sciences

This article first argues that the social sciences need to be decolonized, as the current epistemologie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ies are too narrowly based on the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experiences and hence unable to adequately capture non-European experiences and realities. I then argue that decolonizing dominant social science epistemology means freeing it from its Aristotelian foundation. The next step undertaken is to discuss five non-Western epistemologies from West Africa, China, Melanesia, India, and South America. Building on the work of Jimi Adesina (2002), I find that all five share a fuzzy perception of reality, allowing for statements that are non-exclusive, non-discrete, and hence fuzzy. I propose an operationalization of these fuzzy epistemologies by applying Charles Ragin's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cqa).     

从直觉思维到逻辑思维——浅谈西方逻辑在中国的输入及其影响

从先秦时代起,中国的思想家就致力于逻辑研究,中国逻辑在概念和推理论证等各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长久以来中国逻辑一直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明清时期,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开始接触到西方逻辑。西方逻辑的系统输入,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对中国文化乃至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