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国际影响及其在中国的渗透

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世界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是给所有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最终,美国自身也在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中付出了沉重代价。目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也正被新自由主义思潮传播和渗透着,我们必须理性地对待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干扰,坚决抵制其对中国的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刑事政策视域下的学理解释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是我国刑法适用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基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主体身份,产生了与之相对称的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理念,并在刑事立法和刑事解释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中学理解释在弘扬该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上倡导:对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解释和适用,应坚守行为说+罪名说的限定方式;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处遇上,预防是刑罚适用的正当化依据,应从刑罚种类的限制性适用、刑罚裁量制度的扩张性适用及刑事和解等方面加以实现。     

建国初期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述论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面对民众居住环境问题,像厕所和垃圾问题等,以及饮用水问题等多种公共卫生的建置课题,大力开展城市公共卫生宣传和教育,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实施重点建设和重点改造,加强环境卫生工程建设,努力改善民众居住环境,使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的健康安全,保障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以产业化和市场化促进城市垃圾处理业的发展

垃圾围城的现状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城市垃圾处理问题日益严峻.本文针对目前我国垃圾处理行业的缺陷和不足,提出一个"收运-分类-处理-回收再利用"的城市垃圾处理的发展模型,并具体阐述了一个产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方案,即通过转变政府机制、打破传统观念、改革管理体制、鼓励投资多元化、明晰产权归属和培育垃圾产业链,最终实现一个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效益为中心、以科技为后盾的高效的垃圾处理产业.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社会资本的存量是有效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各基层党政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的培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并大力培育民间组织,实现民众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和保障.     

农民待遇与制度道德问题

"农民待遇问题"根本上说是个制度问题和道德问题。在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下,中国农民的社会等级地位和城乡二元社会制度是导致"农民国民待遇得不到保证"的根本原因;要解决"农民待遇问题"的道德尴尬就必须建立起面向农村、面向农业、面向农民的道德制度,即在划定社会成员权利与义务的利益结构上逐步走向合理和公正,激活社会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使社会成员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获得充分的制度性保障,促使社会道德伦理关系格局趋向有序化和合理化。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法律管制问题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是投资的热点,但存在“超国民待遇”、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股利益和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平等竞争及反垄断等问题。要解决这些法律问题,我国应借鉴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管理并购的经验;同时,从我国实际出发,制定相关法律,逐步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加强国有资产评估的监督,规范并购程序,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汉代官吏的优抚制度

汉代官吏优抚制度是汉代官吏管理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包括致仕后的优待和逝世后的抚恤.官员致仕后的优待主要有带俸致仕、遣使存问、奉朝请、赠赐财物等.官员逝世后则有天子临丧和素服、诏书褒奖、赠印绶、荫子、以沙书棺等政治性抚恤和赠赙、赠冢地等经济性抚恤.但不管哪种形式,都因皇帝对死者的器重程度不同而缺乏明确的规范,从而出现了很大的随意性.     

论我国外资法与《TRIMs协议》的接轨

在我国即将成为WTO成员国之际,加强对<TRIMs协议>的深入研究,早已成为时不我待的课题.本文通过我国外资立法与<TRIMs协议>的比较,详尽阐明我国外资法中存在的与<TRIMs协议>不相符的TRIMs与国民待遇原则不相符的TRIMs及与一般取消数量限制原则不相符的TRIMs.并针对我国外资法中存在的上述TRIMs提出应因对策及时调整与完善我国外资立法及配套措施.     

我国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原则的法律实践

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一般指东道国给予外资同内资同等的待遇,其内涵需要进一步明确。自1993年以来,我国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实践表明,我国已从“整平游戏场地”与“经济法和民商法的统一化”两个方面逐步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原则。这一法律实践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对在华外资待遇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推动了我国外资法体系的结构性调整,由相对独立的“单纯”的外资法体系转化为由专门性外资法与统一的经济法和民商法的相关规范构成的“混合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