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1965:调整时期的《长生殿》研究

调整时期政治形势的复杂演变,对文艺与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的《长生殿》研究,在强调作品思想内容与思想主题的同时,虽然加强了对艺术结构问题的关注,但这种关注不可避免地服从于思想性的讨论,而对"爱情主题说"的批判也仍在继续。政治因素对学术研究的深刻制约,在"文革"前10多年间的《长生殿》研究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孔子的“君子”人格论

孔子平生教书育人,以培养造就"君子"为宗旨。君子一直是人们区分人的道德品行好坏的标准,君子是人们追求达到的理想人格目标,小人是人们所鄙弃的无德行者。君子人格的内涵、特征或者标准,大致说来,应该有10种:仁、义、礼、智、忠信、勇、中庸、和而不同、文质彬彬与自强不息。孔子及先秦儒家汲汲于"君子小人"之辨,目的在于扬善抑恶,塑造仁德的理想人格。     

从“杀熟”说到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二题）

"杀熟"不是自50年代开始的。在二十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多次抨击,而以五四运动和十年浩劫为最严厉,前者的批判是合于时代要求的,而后者的运动是民族大劫难。1935年是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西化各种观念争相讨论的一年。本位文化论者、西化论者和其他参加争论的学者各自阐明自家的观点,而忽视了他们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关心国事,都在寻觅救国、建国之路,都或多或少地承认中国文化传统的作用,只是各有自己的理想途径。二十世纪"孔子"的胡适,主张"充分的世界化"(全盘西化的另一种表达),在对待中国文化传统方面是非常激进的,可是他在个人的行为上又多方面地遵循中国传统礼法和习俗。热衷西化而又保持传统文化,真是耐人寻味。胡适倡言的"充分世界化",似是预言,在今日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环境中,值得再加解读。     

新中国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论争

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一项非常有特色的制度,纵观新中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史,诉讼调解制度的影子随处可见。但是,我国现在的诉讼调解制度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这制约着诉讼调解制度作用的充分发挥。为了解决这些阻碍我们前进的拦路石,众多学者纷纷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本文的目的在于对这些学者们的成果进行介绍。     

法律与道德:分离后的结合——重温哈特与富勒的论战对我国法治的启示

在20世纪所发生的哈特与富勒之间的一场论战中,哈特为实证主义的分离主张辩护,并将"分离说"的内涵作了更为具体的表述,而富勒则从法律秩序的道德基础和法律自身的道德性出发强调法律与道德的不可分.从表面上看,其论争的焦点在于法律与道德是分离还是结合,而实质上他们是从各自的问题意识出发,强调了对于实现"忠于法律"这一法治目标来说至关重要的不同的方面.这场论战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的最大启示是:当我们强调法律的实质正义目标时,我们不应简单地用道德的逻辑和标准去替代法律的逻辑及标准;而当我们强调法律相对于道德、正义的独立性时,我们不应忽视对法律自身道德性的培育.     

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的渊源

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的初始与发展来自经济与环境问题研究,并且是经济与环境问题研究发展深入和细化的产物。只有按照时间顺序,对经济与环境问题研究的重要理论进行分析比较,找出各种理论被划定为两大阵营的根源性问题,才能解读贸易与环境问题争论之渊源。理清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的这一渊源,对于认识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本质和研究发展的背景意义重大。     

哲学伦理视角下的宋代义利之辩

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宋代由于特定的历史发展背景使得义利问题更加凸显和复杂。宋代义利之辩主要聚焦于情欲问题、理欲问题和公私问题等内容。从本体论的角度重新辩护论证儒家“义以为上”的主导价值导向和在与功利思潮的论争中将理论进一步深化是此阶段义利之辩的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