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缺陷及其完善

辩论主义原则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 ,也是我国辩论原则的法律依据。我国的辩论原则与真正的辩论主义原则尚有很大的距离 :程序的独立价值被否定 ,程序公正不能实现。这需要从加快立法进程和加大执法力度等方面加以完善。     

逆防卫的许禁之争及其适用条件分析

原不当侵害人对不当防卫能否进行逆防卫,理论上存在赞成与反对两种观点。当面临生命或重大健康安全时人会本能地反击,这是人性的表面,国外立法和我国正当防卫制度都没有否定原不法侵害人的逆防卫权。着眼于加害与被害的关系,否定逆防卫人的逆防卫权有脱离现实之嫌。但逆防卫毕竟是一种特殊的防卫,如果按正当防卫的一般条件要求逆防卫人,不利于原防卫人权利的保护,因而还必须为其设置一些特殊的限制条件。从逆防卫的特殊性出发,除满足正当防卫的一般条件外,逆防卫的成立还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不当防卫必须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二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当防卫非常紧迫;三是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不允许进行逆防卫;四是逆防卫人必须履行躲避义务。     

南宋的诸葛亮评价与理学内部纷争

出于宣扬各派学术和抗金大业需要,南宋理学各派名家纷纷借诸葛亮说理论事,南宋前期的诸葛亮评价多称赞其集"仁人君子、英雄豪杰、忠臣义士"于一身,很少人批判其法家治术,评价之高远超北宋。南宋后期,诸葛亮赢得朱子后学和失意文人的一致称颂,成为道德完人和精神偶像。南宋诸葛亮评价的思维走向与理学内部纷争演变关联密切,前期强势的湖湘学派、浙东学派强调经世务实,盛赞诸葛亮躬行儒家济世情怀、践行人臣之道,而弱势的陆朱学人则痛心其运用申韩霸术。发展至后期,独尊天下的朱学后人主张穷理尽性,一致标榜其道德风范,诸葛亮良将、忠臣、圣人形象最终确立。     

“二讲二论”教学模式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应用与探索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二讲二论"教学模式是指在教学中合理运用传统的理论讲授式、专题演讲式的方法传授基础性的理论知识的同时,结合案例讨论式和辩论式等能够极大调动学生积极性的互动式教学模式。特别应大力开展和研究案例讨论式和辩论式教学,充分挖掘课程的内涵,充分发挥学生个体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进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     

赫连勃勃诛焚佛法说证伪

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产生于唐高宗朝。此一说法与赫连勃勃令僧拜己相矛盾。究其原因,是由于对刘义庆《宣验记》相关记载的割裂。赫连夏时期,既有僧人和世俗佛教信徒的存在,也有铸造佛像、修建佛塔的弘法行为,更有因战争而激化的的政教冲突。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不符合历史原貌,它是唐初三教论衡的产物。佛教徒为了回应道教的攻击,借用夷夏之辨的方法,将赫连勃勃、拓跋焘、宇文邕等三人归入北方边鄙难化而又诛焚佛法的民族之列,以之与中原华夏文化构成对照。佛教徒的这种论辩途径因受制于唐王朝的正朔论而中途夭折。赫连诛焚佛法就是这一论证的遗存。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族精神性质之论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先驱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西化派持否定或批判态度,东方派持肯定或褒扬态度,李大钊则超越西化派与东方派的论争而提出"第三种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派从肯定或褒扬传统文化的角度弘扬民族精神,而西化派则从否定或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重建民族精神,可谓是"殊途同归"。李大钊提出的"第三种文明"即"苏俄文明",预示着中国近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近代民族精神向现代民族精神的转型。五四先驱者对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是一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对文化现代化的追寻,在唤起中华民族自我觉醒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探索和认识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

以往学者在探讨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的关系时,往往侧重强调二者的差异性,而较少关注二者的承继关系。本文认为,朱子理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对于古代礼教在当时已丧失之状况的回应,朱子的宗旨是重建古代礼教,而不是另创一种新异的哲学,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他的诠释与重建也必然在传统礼教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增损。朱子理学对于传统礼教而言,更多的是增补的作用,而非取代。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清代礼理之辨的实质。     

从选举论争看元祐时代的政治

元祐时代的政治形象,长期以来是在排斥新党、否定新法的研究思路中形成的.就对选举制度的论争看来,并未如其他新法那般明确地存在新法党与旧法党之间的对立.甚至,与其他新法如司马光的主张那样被废止不同,元祐诸臣围绕选举制度的“德行”、“经义”、“诗赋”、“法律”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各自意见,讨论结果却是朝向与司马光理念并不相容的方向.这反映出宋代士大夫阔论“治国平天下”之姿的同时,其作为嗜好古典诗文的文人、读书人的气度.     

西藏昌都强巴林寺的辩经

辩经是藏传佛教僧人修学的主要方式,起源于印度佛教的论义,完善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改革。西藏昌都强巴林寺是格鲁派的重要寺院,保持着完整的辩经传承,其辩经的核心内容是“五部大论”,在特定规则的要求下展开“立宗辩”或“起坐对辩”。强巴林寺辩经具有鲜明特点,在寺院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能够促进僧人潜心修学、探究佛理、提高思辩能力,而且也是僧人考取学位、寺院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     

走向动态: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

民诉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是指当事人应当就其主张进行详细表明,其主体是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以及第三人,客体是当事人的事实陈述。应负主张责任一方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程度应依保障辩论主义实现的目的而定,而相对方的具体化义务程度主要根据应负主张责任一方主张的具体化程度确定。具体化义务可能因为证明责任减轻或事案解明义务得以减轻。具体化义务与修正辩论主义下的真实义务、诉讼促进义务、法官的阐明义务以及权利保障均有密切关联。我国民诉立法关于当事人主张或抗辩的规定不仅粗疏,而且存在重实体轻程序、违反诉讼认识过程性的缺陷。为此,法官应当灵活运用法解释论,并妥适行使阐明权,敦促当事人及时提出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