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乡集》内丹性命思想析论——兼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相比较

《道乡集》是民国时期有影响的一部丹经,它主张性即神,命即气(精);性命有先后天之分;先天即无极之时,后天即太极之时;内丹性命双修是以性为体,以命为用。守明堂为炼精化炁的入手功夫;守明堂最难在止念;止念之法的实质就是凝神入气穴;凝神入气穴的首务是得着玄关;凝神之法是"寂照得所"。伏气就是神气相依气穴,息定于中;心息相依,息定心亦定,心定息亦定。行周天火候,乃自然而然;十二时与十二卦均是虚比;不仅升降有沐浴,呼吸之间亦有沐浴;气来则用武火,气去则用文火。元神即火,真息即风;风火同用,精自然化为炁。这既继承前人,又多发前人之未发。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相比,除了先天气之外,《道乡集》的上述内丹性命思想不同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两者各有自己的体系。     

论华中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民主选举—以乡选为中心的考察

为从根本上改造基层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选举运动。根据地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条例,使选举规范化;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也充分发挥智慧创造了适合自己的选举方式。选举体现了广泛性、平等性、真实性的特点。这一运动使基层政权性质彻底改变,为争取抗战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

乡约是宋代兴起、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官府鼓励和推行的一种村民自治的教化组织.在徽州,明代乡约建设倡行于嘉靖五年,极盛于明代后期的嘉隆万和清初的康雍乾时期.其组织形式与徽州本地特有的宗族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徽州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运作与管理十分规范,是同一时期全国乡约发展的典范,祁门<文堂乡约家法>、<岩寺备倭乡约>等乡约出现,标志着徽州乡约发展的成熟与完善,它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所倡导的法治与德治、礼法合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经常将“乡约”与“乡规民约”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事实上,“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其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将“乡约”等同于“乡规民约”的研究方法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     

战略性调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乡(镇)卫生院的功能定位

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快速发展,其制度本身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制度建设面临一些困难、问题和矛盾,影响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行效率和可持续发展。本文根据笔者的实际调查和相关文献资料,试图从乡(镇)卫生院功能定位的角度探索"预防为主"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效结合的途径和办法。     

乡—城移民聚居空间实践及其文化调适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外来农村移民进入城市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多种非正规空间聚居,形成移民主体性的生活实践场域。在与城市文化互动过程中,外来农村移民如何在聚居生活中进行调适,已是检视其城市融入成败的关键场域。通过分析空间疏离、退守到空间重构的三种空间实践过程,表明主体性居住空间实践具有重要的文化调适功能,相关政策应重视他们聚居的多样性与渐进性,尊重其生活空间权益,才能破解当前的融入困境。     

乡村振兴视域下民族地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研究——以云南永胜县羊坪彝族乡为个案的田野调查

生态宜居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地处云南滇西北的永胜县羊坪彝族乡结合自身发展,以农村环境整治、环境保护宣传、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为重点,积极推进生态宜居美丽羊坪建设。本文主要对羊坪乡人居环境改善、水源地治理等为主要内容进行了调查分析,由此探索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     

先秦法家对《周礼》的继承发展——兼论连坐法和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形成

连坐法是先秦法家严刑重刑的标志,"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其文化专制的标志,它们的形成与《周礼》关系密切.《周礼》的乡遂制度为连坐法的形成提供了模式,而担负着国家政令传播职责的吏师制度则是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蓝本.     

论唐宋时期的乡贡取士

乡贡取士是科举取士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一种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才的制度,它与西周时的乡举里选、汉代的察举制具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宋代的乡贡取士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由一种类型逐渐演变为一种层次;这种发展不仅改变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结构构成,使其出现平民化特征,而且直接影响了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素质。     

礼乐制度与中国艺术乡建——兼论审美治理的中国经验

艺术乡建作为乡村建设的新形态,以“艺术介入”之维体现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近年已取得了系列性的成果,同时也因对于“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理解与实践有所差异而存在诸多问题。艺术乡建实则并非局限于艺术家/艺术作品的介入,而是在当代多元文化叠合的语境中,综合运用美学、艺术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理念与方法,以审美经验的自律为基础,对乡村自身的礼俗秩序及其嬗变进行发掘和阐释,并以当代审美经验构建新的乡村共同体,从而真正激活乡村自身的价值。礼乐制度是富于中国经验的审美治理机制,探讨礼乐制度如何在民间接衍并建构其当代形态,是实践中国艺术乡建由“外”而“内”并交互共生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