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末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其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其思想基础则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精神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论两汉士人文人化心态的萌芽、形成及发展

两汉时期，天下一统，社会安定，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士人们普遍失去了像先秦士人那样，为帝王之师、延说诸侯、建取功业的机会。于是部分士人逐渐产生出一定程度上疏离政治，安于著述，关注个体生命、自由、情感等心态，这些心态可称之为文人化心态。两汉士人文人化心态在西汉初、中期开始萌芽，到西汉后期的扬雄那里走上成熟．而在东汉前中期的班固、崔骃、张衡等人那里达到高潮，之后便愈演愈烈。     

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分析

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十分复杂,它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汉族士人自身的因素,也有南朝政治环境的因素。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经历了变化发展的过程,问题的本质在于他们以南朝还是北朝为正统。     

魏晋士人生活审美谈

造就魏晋士人诗化人生最直接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哲学自然观的树立;怀疑论哲学思潮的流行和对人的 生命的高度自觉;人物品藻和对人的内在精神面貌的重视。     

试论郭泰之不仕不隐

东汉中后期名士郭泰生命历程经历了三次转折,总趋势是由积极入世转向避世.他以其不仕不隐的独特风姿享有盛名.其行为缘于济世行义之志与乱世生存欲望的冲突.而士群对其行为持理解和赞赏态度,反映了艰难生存处境下士人的矛盾心态.后世对郭泰毁誉不一,表明不同时期士人在道义感和生命意识间取向相异,它所揭示的是儒家人格在中国士人心态史上的流变.     

梁代文人咏侠诗的审美表现

侠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早有,随时代发展又呈现出异彩纷呈的艺术特色。战乱频仍的南北朝时期,梁朝偏安南方一隅,其文人咏侠诗不仅反映出独特的时代风貌及前代文学影响,也体现出文人独特的心态及文风。文章从梁代文人咏侠诗的审美现象--诗中豪气、地理及季节特点、侠的佩带物及表现的知遇情结,仍可找出诗中深藏的文化根源,及梁代文人咏侠诗得以呈现别具一格的审美观的成因。     

论唐代爱情诗及其文化蕴涵

唐代的爱情诗可分为以女子为表现主体和以士人为表现主体两部分 ,那些以女子为描写对象的爱情诗是千百年来封建的男权文化驯化的女性的感情缩影 ,透过它们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男性的优越感 ,以及他们观念与行为的矛盾。这些诗歌的产生有诗人托闺情寓宦情和相互模仿传染的成分。以士人为表现主体的爱情诗则反映了当时门第观念作用下青年人自由恋爱的苦闷失落 ,以及夫妻间的恩爱相思 ,从而拓展了爱情诗以男性视角关照自我情感的新领域     

以道自任与以道自重——易学影响下的宋代士人人格精神

儒家经典的功能之一是成就君子人格,易学是宋代显学,宋代士人既从易学的研读中汲取人生智慧形成君子人格,同时在易学阐释中表达他们对于君子人格的认识。宋人极具张力的君子人格是刚柔并济,而又以刚为主。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倡导“以道自任”的敢于担当的责任人格,而又不乏“不事王侯”的自由人格;强调“以道自重”的人格独立,而又一定程度上无法摆脱“得君行道”的现实依附性。这些与易学的研读与阐释具有一定的关联。     

魏晋士人与音乐

“士”是我国古代对知识阶层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魏晋时期起,音乐已逐步成为士人所必备的个人修养,成为评击社会、培养意志和精神自慰的重要手段,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琴赋》,阮籍的《乐论》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杰出作品。然而,没有政治、经济上的实力,“士人”是不会获得音乐的真正自由的。嵇康、阮籍的结局便是例证。     

论晚明士人的“尊女”观

晚明士人“尊女”观集中体现为李贽“男女平等”说和士人“女胜于男”说。两者在其构建路径上都存在挖掘女强典范来对比男弱的思维取向。士人“女胜于男”说旨在彰显女性崇高的道德和行为,有从两性道德向日常生活层面拓展的过程,也是明代士人“尊女”观影响逐步加深的表现。李贽“男女平等”说是明代士人“尊女”观走向伦理纲常对立面的结果,亦反映出明代国家与社会思想领域动态统一被打破,社会思想独立性的凸显。对李贽“男女平等”说既不能脱离时代和历史发展去过誉和捧杀,也不能过于强调封建社会的本质而忽视其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