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天空中的“太阳”和“月亮”——比较分析俄国诗人普希金与莱蒙托夫的创作特色

本文从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出发,从爱国、忧国思想,平等、自由、博爱思想,人民性倾向,抒情方式和人物性格塑造五个方面,比较分析19世纪俄罗斯诗人普希金与莱蒙托夫的创作特色,对于文学鉴赏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一念之差

正人们常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然而历史又有太多的偶然性,最高统治者的一念之差往往也能改变历史的走向,以致深刻地影响到当今的世界格局。彼得大帝的非常之举如今,人们只要一提及彼得大帝,就会津津乐道地谈到他的一个非常之举。1697年,25岁的彼得大帝亲自率领一个由200多人组成的使团,考察学习西欧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及行政管理方法。彼得大帝通过历时一年多的实地考察,亲眼看到经过文艺复兴洗礼、走出中世纪黑暗的西欧正焕发出勃勃生机。而当时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 视域内的“形式”概念

正一、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概念:线索的清理20世纪初期,象征派统治着俄国文坛,传统学院派的文艺学更是一路奉行着折衷主义,方法驳杂,没有一块专属于诗学本身的净土;文学看起来什么都是,可以是文化史,可以是社会学,可以是历史学,却独独不是"文学"。巴赫金描述了这种不着调的状况:"多少年来,无论什么东西都可归之于文学史,从最深邃的哲学家,直到研究普希金是否吸烟,用什么工厂的烟草。"①一些年轻人不满于此,带着一篇篇"讨伐檄文",以战斗的姿态登上文坛,向以波捷勃     

20世纪初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宗教人士代表

20世纪初俄国建立了其历史上第一个享有立法权的代表机构——国家杜马。宗教人士,作为与民众信仰有直接关系的阶层,当选杜马代表有其思想基础和现实条件,但他们受到了教会和政府的双重限制,有革命倾向的宗教人士基本上都通过选举法和各种行政措施被挡在塔夫丽达宫的大门之外。这说明沙皇政府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听话的国家杜马,试图将国家杜马纳入自己的权力之下。     

英俄角逐中亚与1873年英俄协定

本文以19世纪前期的中亚为背景,勾勒了该时期英俄争夺中亚,并达成1873年英俄协定的历史概貌,以便使我们对英俄进行殖民掠夺的本性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俄国农民外出打工与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的实质是农业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俄国城市化水平取决于农民迁移的方向和规模,农民外出打工和转入城市等级问题是理解俄国城市化的关键所在。俄国农民向城市迁移的进程缓慢的原因很多: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身份证制度严格限制了所有人的迁移,尤其限制了农民的迁移;村社制度通过连环保义务有力地约束了农民的出行,农民必须服从村社的监督;农民在经济上和血缘上与农村保持着天然的联系,一般将外出打工视为权宜之计;外出打工既冲击了村社的宗法制度,又有强化农民经济、延缓农民分化的作用。     

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对俄国东部地区工业发展的影响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加速了俄国东部地区的工业发展.采金业仍保持传统优势,采煤业后来者居上.炼铁业曾一度发展势头强劲,但很快便销声匿迹.奶油加工业是这一时期西伯利亚最主要的创汇工业部门.西伯利亚大铁路对东部地区工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它加快了资本主义发展步伐,另一方面它又进一步加深了作为原料供应地的西伯利亚对欧俄的依赖.     

俄国1866年国家农民改革法令论析

国家农民是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中三类主要农民之一,与皇室农民和地主农民的主要区别是拥有人身权。1866年国家农民改革是1861年农民改革的延续和扩展,是将1861年2月19日法令推行到国家农村的具体实践。国家农民改革法令的出台并不顺利,是各派考量地主农民改革经验和国家农民现实后做出的稳妥选择。改革法令推行使国家农民土地保障程度降低而赋役负担依旧,改革前拥有人身权的相对优势没能扭转改革后与地主农民同样的命运。从国家农民改革的目标、改革法令的拟定、法令规定与法令落实等维度来看,这一结果在所难免。     

从俄国革命的角度解读列宁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批判——兼论西欧社会民主党反伯恩施坦主义的失利

列宁从推进俄国革命的角度出发,对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进行了批判.在建党时期,列宁同经济派和孟什维克进行了斗争,使布尔什维克党从理论信仰到组织原则上都避免了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在俄国革命时期,列宁同取消派进行了斗争,保证了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领导权以及革命后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与西欧社会民主党反伯恩施坦主义的失利相比,在组织上不断清党以及立足于俄国国情找到一条将党的革命纲领与党的日常工作联系起来的现实途径是列宁战胜伯恩施坦主义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