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设的标尺与错位的批评——就鲁迅《文化偏至论》与邓晓芒商榷

邓晓芒的《鲁迅思想矛盾探源》等两篇文章,批评“鲁迅的思想矛盾在《文化偏至论》中暴露得相当多”,是“对西方文化的误读”。邓文引证鲁迅不熟悉卢梭的论据,实为鲁迅的反讽用法,不足为据。邓文认为鲁迅批评法国大革命不妥,是未能理解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方略,因它是为着抵制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乌托邦式“公意”说的误导;而“掊物质而张灵明”的方略,则是在价值观方面反“唯物质主义”。邓文所列的多种判断,可一一回复：鲁迅从未追随“霍布斯鼓吹专制独裁”,更多的是接受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中“国群”对“小己”压制的观念;鲁迅从未退缩,不少杂文、小说中充溢、飞扬着尼采的强力意志;鲁迅从未以儒道学说为根本,明确表示过孔孟的书“和我不相干”。邓晓芒以先验的预设命题来框就、评判鲁迅,无异于使用了古希腊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     

偏至:现代文学的价值走向

五四新化运动所提出的“立人”标准理应是中国现代学的价值走向,但现代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事实上却逐渐偏离了这一正确走向。早期共产党人与个别激进作家是这种偏至的始作佣,而无产阶级革命学运动则将其进一步导向了集体主义、阶级本位,所幸的是非主流学继承了五四学的价值走向,才使得三十年代的学显得丰富多彩。但抗战使主流、非主流学都汇集于民族本位,学因此而走向了狭窄的通道,鲜有能与伟大的时代相匹配的史诗性作品传世。     

明代文论求“真”观念对传统文论真实性观念的颠覆

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求"真"观念之所以呈现出节制性的特点,就在于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基于文言言说的高雅文化,文学主体是肩负主流意识形态宣教责任的、传承高雅文化的、参与现实政治的文人士大夫。因此,在传统的文学真实性观念中,"真"需要受到意识形态、高雅文化和政治正确性的制约。这决定了并不是所有的真实都能够毫无节制地进入文学书写。而明代以"真"论文学打破了这一节制性的写真实的文学观念。新的求"真"观念从文学主体、文学写作过程和文学之美以及文学本身的真实性判断等方面,均超出了传统的规约,而展现出颠覆性的特点。这种颠覆动摇了传统的高贵的、雅正的文学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界限,但也带来了文学真实与现实真实界限模糊的新问题。     

鲁迅与中国文化批评的滥觞——鲁迅早期杂文阅读札记

如果我们按照西方文化研究的脉络梳理,中国的文化批评无疑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但是,如果我们就中国文化的发展而言,鲁迅杂文具有鲜明的文化批评的特质,它不仅承传了中国忧患意识的文化情结,而且与20世纪世界性的文化变革相交接;尤其在鲁迅的早期杂文中,突显出对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反思与批判,自此奠定了鲁迅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批评史的基调。     

一种“文化偏至”,两种“人文教育”——青年鲁迅与胡先骕教育思想之比较

从对重物质功利等"文化偏至"的批判出发,青年鲁迅与胡先骕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人文教育理念:前者突出独异个人"自性"的作用,后者强调理智制裁人性;前者以西方的人道主义为理论旗帜,后者以西方的新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在实施这一现代性社会改造工程中,二者都将实践主体赋予少数文化精英,这固然反映了某种思想局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知识精英在这项庞大的人文改造工程中应具有的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     

“鲁迅文明论”研究的多重路径

近些年来,建构一条从鲁迅经验出发的新文明之路,逐渐成为鲁迅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先后建构了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偏至论”、反思后殖民主义的“文明等级论”、力求中华民族复兴的“文明复古论”、以东西瓯脱间为方法的“第三条道路论”,由此也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文明观、内部文明观、否定性文明观等等。但是,这些“鲁迅文明论”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更多关注早期鲁迅,割裂了鲁迅一生所经历的文明复古论、文明等级论、文明革命论三个阶段,因而有必要提出“通三统”的命题,建构指向第三样时代的“文明新宗论”。     

我看现代文学的起点

考察现代文学的起点，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现象：即从总体说，“五四”时期文学观念的新变先于文学创作实践的新变，而且文学理论的完备性和丰富性也超出了文学实践成果所体现的程度。也就是说。在现代文学的起始阶段，存在着理论先行、创作滞后的现象。如鲁迅早在1907年就写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倡导张扬个性的文学，而他的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至1918年5月才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     

比较视域中的《才鬼记》初论

梅鼎祚无法抗拒政治上的被边缘化,却仍以垂不朽的"立言"事业自励.而他精心结纂的《才鬼记》,体现出了独特的思想和扎实的学风,却未赢得应有的公正评价.相反,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遭冷落.     

鲁迅·《红楼梦》·“真的人”

2008年，对于鲁迅研究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100年前，即1908年，鲁迅发表了《文化偏至论》，提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核心思想。90年前，即1918年，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说出一个大发现：从“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史册上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慨叹“难见真的人!”这一呼声成为旧中国“铁屋子”的第一声“呐喊”。     

一种“文化偏至”,两种“人文教育”——青年鲁迅与胡先骕教育思想之比较

从对重物质功利等＂文化偏至＂的批判出发,青年鲁迅与胡先骕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人文教育理念：前者突出独异个人＂自性＂的作用,后者强调理智制裁人性;前者以西方的人道主义为理论旗帜,后者以西方的新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在实施这一现代性社会改造工程中,二者都将实践主体赋予少数文化精英,这固然反映了某种思想局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知识精英在这项庞大的人文改造工程中应具有的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