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梁实秋为中心的几次翻译笔战

在我国现代翻译领域,译者之间的笔战是较为惯常的学术现象。其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梁实秋为中心的几次翻译笔战最具典型性。除与鲁迅持续数年的"硬译""死译"之辩外,他还与傅东华有关于弥尔顿《失乐园》翻译的笔战、与邢光祖有关于如何翻译莎剧的笔战、与郑振铎有关于泰戈尔《飞鸟集》翻译的笔战等,且与当时译界聚焦的热点问题高度关切,如直译与意译、语汇的散韵、移植和增删、译者的责任、伦理和规范等问题。这几次翻译笔战有助于翻译活动的规范化,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现代翻译理论的成熟,值得当下翻译研究者去认真梳理和汲取。     

从目的论看傅东华《飘》汉译本

本文运用目的论中的目的原则对傅东华在《飘》的汉译本中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指出从目的论看这些策略的运用与傅东华的翻译目的有关,而其翻译目的又受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因此应该将傅东华的《飘》汉译本置于客观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     

珍妮·葛哈德在新中国的重生——评傅东华1959年重译《珍妮姑娘》

1959年,傅东华重译旧作《珍妮姑娘》,受到读者欢迎,得到译界赞誉。与1935年初译本相比,重译本功能发生转变,文本宛如隔世重生。译本被赋予浓重的人民性,在内容、意义、形式和语言上均有体现,译文风格迥异,但这并非傅东华对德莱塞的原初解读。《珍妮姑娘》在新中国的重生,是文学翻译服务国家意识形态、构建国家民族文学、规范统一汉语过程的必然产物,也凝结着二十四年中译者本人对翻译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对现实的积极协调。因此,评价重译作品,重在重字,将新旧译本更迭、语境异同及译者历时发展列入考察视野,在动态的历史中评价新译本。     

从目的论的角度评价傅东华译本《飘》

以德国功能派的目的论为切人点,从目标语读者、译者、发起人三方面分析傅东华译本《飘》的翻译目的,确定译作定位,并考虑到语言限制,为傅译本中的翻译现象提供合理解释。通过对具体译本选段的分析,概括出其语言运用精妙之处在于语言口语化、多用四字词语、以短句译长句、语序调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