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相关文件政策强度与省域经济开放度关系研究——“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实证分析

文章的特色和理论意义在于,尝试量化"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文件,以设计政策效力、政策措施与政策保障的评判要点为基础,确定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细致讨论"一带一路"文件的政策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该关系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以及政策保障强度在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关系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策措施强度能够正向促进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在经济开放度高于10％的省份中,政策保障强度正向调节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策措施强度中资金融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着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沟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影响不显著;政策措施强度对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存在地区差别,西部地区更注重"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会.建议:"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在政策设计上,不仅要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内容作出合理规划和布局,还应对保障机制作出可操作性的安排.     

“形势与政策”课程规范化建设探究

"形势与政策"理论课是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干课程之一,是国家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目前,"形势与政策"课存在课程组织管理不规范、教师队伍不稳定,以及教学内容缺乏系统等问题。究其原因是课程归属不清、整体把握缺失,以及课程话语失真等因素造成的。因此只有厘清课程归属、规范课程教材建设、优化师资队伍、开展立体化教学,才能有效开展"形式与政策"教育,达到预定目标。     

“双减”政策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双减”政策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表明:“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科类辅导课支出的减少情况相比兴趣类辅导课更为显著,有效减轻家长的教育支出压力;学生完成作业时间的减少情况显著但不明显,略微减轻子女的学业负担;“双减”政策的实施对于多子女家庭减轻义务教育支出更加显著。     

晚清政府统管内蒙古东部政策的变化

清前期对内蒙古东部地区实行因俗而治和满蒙联盟政策,晚期由于形势的变化,实行了新政。在政治方面,中央设立理藩院与地方实行盟旗政治制度相互呼应;在经济方面由划地封禁到放垦蒙地;在思想文化方面采取了"从俗从宜,各安其俗"到开学堂办教育,开启民智。这些措施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开发、社会进步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战略和政策的研究制定是软件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

20世纪80年代初,在叶祖尧先生的帮助下,制定了中国软件计划,但是由于国家科委领导人的更替,计划多数落空。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把软件产业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没有集思广益,听取专家的意见,也没有对新生的产业进行应有的扶持。     

风险治理视角下公共政策的变迁逻辑——以X市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学校关停政策为例

高风险社会情境中,政策变迁日益呈现出风险性、外压性和突发性的特点,关门模式、内参模式等传统政策议程模式正遭受外压模式挑战。通过构建风险治理视角下政策变迁模型,实证分析X市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学校关停政策。数据分析表明,地方政策运行轨迹因个体的行动决策而发生改变,其中政策系统开放程度、风险耐压域阙值是影响个体行动的关键变量。因此,需要构建信息沟通路径,向风险社会系统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及子系统开放政策系统,在与社会其他个体和子系统的持续互动中实现地方政策的平稳变迁。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了吗?——基于全国446个县的准自然实验

以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作为切入点,将政策实施地区和非实施地区视为一次部分省份优化大豆、玉米种植结构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PSM-DID模型,考察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政策改革初年(2017年)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显著提高6.5％,虽然2018年大豆与玉米的相对补贴额度出现大幅度增长,但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仅显著提高3.4％;(2)预期相对收益的提升是2017年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原因,然而,经过对新制度一年的适应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问题逐渐凸显,2018年农户重新调整种植决策,补贴的激励作用被迫减弱.基于此,研究结论为统筹大豆、玉米补贴机制可以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种植结构提供政策启示.     

美国南方文学中的旅行载体及其现代性隐喻

南方是美国地理和文化中一个独特的区域,总是与落后的种植业、内战的惨败、贵族的没落等意识联系在一起。面对以火车和汽车为代表的工业现代性的渗透,以威廉·福克纳、托马斯·沃尔夫和弗兰纳里·奥康纳为代表的南方作家表现出了不同的应对态度,这种态度典型地体现在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对旅行载体的选择上。留恋南方庄园生活的福克纳,总是试图用马匹和马车去抗拒以汽车为代表的现代性;自幼随母亲走南闯北做生意的沃尔夫,喜欢火车的速度以及由此带来的与南方传统的现代性疏离;被残缺的身体所束缚而且笃信天主教的奥康纳,对汽车怀着赞同与否定的暧昧心情,汽车在她的笔下既是运动的便捷载体,又可能成为宗教信仰失却下的暴力犯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