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传人沈心友述考

沈心友作为李渔的传人,得到妇翁言传身教,能诗能文,目前已发现有二十余篇作品传世,首先是编书评书的好手,才成为刻书印书的内行.其先是协助李渔创建并管理翼圣堂——芥子园书坊,后来则独立主持经营杭州与金陵抱青阁书坊.其在经营刻书业的过程中,继承了李渔的特色书策略、畅销书策略、新书预告策略、家族传承策略,为清初刻书业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是中国出版史上一位颇有作为的书坊主人.     

李渔《闲情偶寄》园林美学与戏曲理论的关系

李渔的《闲情偶寄》在我国戏曲理论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园林美学上的成就也渐渐引起了重视。其实,在二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或相通之处。“代山代水”与“代言”,对于李渔来说,都不过是逃避现实,以寄托文人梦想的家园;而“贵自然”、“尚奇求新”、“通变”,又是李渔在园林美学与戏曲理论上的共同追求。     

李渔经典作品的当代搬演和舞台传播——以创作社剧团《少年金钗男孟母》对《男孟母教合三迁》的谐拟转化为例

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戏剧家李渔的白话短篇小说《男孟母教合三迁》因别出心裁、真实反映社会风气而颇受市民大众欢迎,时至今日仍然影响深远、历久弥新。中国台湾创作社主创人员周慧玲根据《男孟母教合三迁》改编出现代舞台剧《少年金钗男孟母》,亦备受大众青睐。该剧在继承李渔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现代改写,既有对原作的延续,又有对主题的革新、对情欲分立理念的变更、对当下社会文化和生存环境的观照;与此同时,将兼具客观理性和主观细腻的编剧理念渗入创作,反思现代社会中的性别意识和家庭观念。探索改编剧作与原作的互文,对其进行的演绎、解构与重构,思考潜藏在改编作品背后的现代台湾社会性别观念的演变。     

明末清初的“另类”文人典型——李渔心态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由于受到明代后期追求个性自由和宋元以来享乐思潮的双重影响,李渔形成了以闲适享乐为主的心性特征,一方面推崇情感解放,肯定人的自然情欲,大讲依红偎翠的浮华生活;另一方面李渔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士子,注重文学的劝惩与审美陶冶作用,积极进行戏曲小说的创作,形成沉沦与超越的双重品格,并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劝惩与享乐统一,雅与俗互动,多采用戏拟与反讽的叙事策略,所有这些,都是和他的心态有着密切的关联的。     

论李渔的商品意识在戏曲活动中的体现

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李渔的戏曲活动总体上是以商业经营与赢利为旨归的.论文以此为切入点,从一个新的视角,通过李渔出身和经历形成的商人品格、以出版为依托的商业戏曲活动、戏曲创作中鲜明的商品化色彩、李渔家班演出活动的营业性等方面来论述商业化的"治生"方式对李渔戏曲活动的影响,说明李渔的商品意识在戏曲活动中的谋利性特征.     

试论李渔白话短篇小说的独特艺术性

李渔不仅是清初著名的戏曲家和戏曲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尽管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小说作出了分析,但我认为,李渔白话短篇小说的独特艺术性主要体现在：重新奇;重虚构;重议论;重浅显。本文试就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并归纳了他白话短篇小说出现这样艺术特色的原因。     

退隐撰佳联

古代有些官员告老还乡或退隐赋闲时,常喜欢撰联,以表明心志。清代禁烟功臣林则徐,55岁卸任归里时,在居室内撰一联,联曰：＂坐卧一楼间,因病得闲,如此散材天或恕;结交千载上,过时为学,庶几炳烛老犹明。＂林则徐在受重用、负重任时,     

李渔的人生哲学与话本创作

李渔宣称"行乐第一",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他的人生哲学直接影响小说人物的性格与行为,操纵小说情节的发展与结局。李渔认为"行乐之地,首数房中",他一生广置姬妾,笔下人物大多妻妾成群。其性爱观念主要考虑男人的利益,婚恋小说要求女人无条件地顺从男人。李渔对居室、园亭颇有研究,一生三次修建别业。他把自己置造园亭的绝技与雅好移植到了人物身上,并已明确意识到人物身份、性格与居住环境的关系。李渔出生于商人家庭,具有良好的商业意识与经营能力,晚年转型为文化商人。他笔下的正面人物,都是靠忠厚起家,凭仁慈发迹,赚钱后享受生活,仗义疏财,决不当守财奴。     

论李渔小说的叙事艺术

李渔小说的叙事,表现出对于当时常规的突破,体现出新颖的叙事特征.其主要特征为:在故事层面,情节简单,一线到底;在整体的全知叙事中随时调整视角,构成角度复合、自由转换的叙事模式;在叙事时间上,采用灵活多变的时间策略,以顺叙为主,兼用倒叙和预叙,使叙述更加错落有致;在叙事空间上,对于园林建筑的引入,无疑丰富了人们对空间的独特感受.这些叙事技巧的适用,不仅体现了李渔对传统叙事方式的继承,也预示着古代小说叙事方式的创新和走向.     

“空中楼阁”的势力场域——李渔《十二楼》与小说的近代进路

李渔把代表其小说创作高峰的《十二楼》称为空中楼阁,不光体现他对园林设计的嗜好,也凝聚着他的文学以虚构为核心的主张。小说中亭台楼阁成为规训身体和道德的空间装置,而李渔采用反讽和戏仿的解构策略,在政治与美学的协商中表达了对自由爱情的同情,重申了晚明的浪漫精神。另一方面对园亭楼居的描绘渗透着当时兴盛的园林美学的符码,表现了李渔的天人合一的理想、人与自然的奇妙观赏,也给小说结构和风格带来美学上的突破。空中楼阁犹如各种文学与文化力量交涉、对冲或融合的势力场域,映现出明末清初急剧变动的时代精神,而李渔沿着文人小说的进路,以其多元开放的理论和实践使小说成为一种既能负载与更新文学传统、又能展示其独立身份的最富活力与时代性的文学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