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乐器赋考辩四题

唐前器乐赋中,《长笛赋》作者、《角赋》作者谷俭的朝代、江淹《横吹赋》的吟咏主题以及傅毅、蔡邕"琴赋"的篇名存在争议。经考辩,《长笛赋》"赋序"作者当属伏滔,残句部分应存疑;《角赋》作者谷俭为晋人,不处唐世;江淹《横吹赋》所咏乃"横吹笛",非"横吹曲";傅毅赋作应称《琴赋》,又或为二篇;蔡邕赋作应称《琴赋》,其《弹琴赋》一名似由明人所误。     

从“横吹曲”看《乐府诗集》中的少数民族作品

文章认为,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辞>和<杂歌谣辞>等类歌辞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作品.它们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艺术成就和史料价值,应当予以充分认识和认真研究.     

北朝歌诗的内涵、创作与保留

北朝歌诗包括乐府歌诗、文人乐府诗、谣谚等,大部分保留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杂歌谣辞"、"杂曲歌辞"、"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舞曲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等中,也有些存于正史及其他类书中。其作者除文人拟作之外,一部分出自当时乐工之手,一部分属民歌,作者已无可考。而且,不仅作者无法考订,就是出自北方的哪个民族也已十分模糊,其中既有汉族的又有北地各兄弟民族的,但传至今天,皆已变成汉语歌辞了,有的则经过译者及整理者的加工,已远不是原初的面貌了。     

梁鼓角横吹曲中同源乐歌考

梁鼓角横吹曲是现存北朝乐歌的主要部分,其六十六曲中的《陇头歌辞》与《陇头流水歌辞》、《折杨柳歌辞》与《折杨柳枝歌》、《紫骝马歌辞》与《紫骝马歌》、《地驱歌乐辞》与《地驱乐歌》等四组乐歌,或曲名相近,或曲调可能相同,或曲辞有所关联,将这几组乐歌视为同源乐歌,对其在魏晋六朝时期内的创作、流变情况加以讨论,有助于对北朝歌诗的深入认识。     

西夏乐器“七星”考

西夏音乐文化发达,然而古代正史并不对西夏录记,西夏乐志亦不能见。所幸的是西夏文、汉文双语对译辞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及西夏流行汉文辞典《杂字》中记录有大量的乐器名称,为认识与研究西夏音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以上典籍所载乐器名录中,均载"七星"一词。七星,在中原汉乐中亦极少见,然而在西夏却是较为常见且流行的乐器。据笔者通过大量文献与图像考证,西夏七星乐器为六孔按音,尺度较长,横吹,竹之所属的笛类乐器,在黑水城出土卷轴画中亦有所见。     

南朝边塞乐府创作模式新论

南朝边塞乐府是中国古代边塞诗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南朝文人拟乐府盛行和诗坛重情尚变等时代背景下,"赋题法"的创作模式和横吹曲的音乐特质,促进了边塞乐府创作的繁荣。南朝诗人模拟横吹曲的题材,为唐代边塞诗创作所继承和开拓。在绮丽柔婉的文风影响下,南朝边塞乐府虽然还存在着"宫体诗"的情调,但也为唐边塞诗高潮的到来做了艺术上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乐府横吹曲辞《出塞》《入塞》创作范式考论

《出塞》与《入塞》是围绕长城之“塞”乐府系列中两个重要诗题,《出塞》诗重在表现塞外征戍的艰辛苦寒之感,其写作经历了三大阶段,形成了“出征——征战——凯旋”的基本模式。艺术上,《出塞》由多个场景情境的切面组合到特定情境的全方位展现,丰富了《出塞》诗的艺术表现技巧;《入塞》侧重表现征战胜利与凯旋归乡的喜悦感怀。二者有着明确的主题分工和重心所在,共同构成唐诗创作进行经典训练与展示训练成果的理想方式。     

南朝文人歌辞用调及其特点

宋、齐文人歌辞创作较多采用相和歌曲和杂曲,梁、陈文人所拟清商曲明显增多.陈代文人则对汉横吹曲兴趣大增.文人歌辞用调的不同反映出南朝拟歌辞徒诗性质创作与拟入乐歌辞创作两种方式并行发展的格局.南朝文人拟歌辞既有乐文化的基因.也有诗体性质.     

横吹曲与边塞诗

横吹曲题目中的大部分被文人们赋咏为边塞诗,横吹曲辞与边塞诗是有关系的。在音乐形式上,横吹的军乐性质就决定了文人在创作乐府诗的时候用边塞的题材。不仅如此,横吹曲辞与边塞诗的关系还取决于最早的赋咏者南北朝诗人的选择,南北朝诗人把横吹乐府赋咏为边塞诗也与他们只是据题面意思来创作,即“赋题法”的方式有关。南北朝诗人最早创作了横吹乐府边塞诗,并且为后人的边塞诗的创作确立了诸多范式。南北朝乐府边塞诗,也就是横吹乐府边塞曲辞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初唐的雄伟诗风。     

唐代宫廷鼓吹乐的用途考论

唐代的鼓吹曲可分为鼓吹部、羽葆部、铙吹部、大横吹部、小横吹部等五部,现存曲目85曲.鼓吹曲既用于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亲王以及一定品级大臣的仪仗,又用于凯乐、合朔伐鼓、大傩、婚葬和夜警晨严等场合.另外,皇帝加元服、纳后等多项礼仪活动都要使用鼓吹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