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魏书》札记（之一）

《武帝纪》史文对曹操的称谓《武帝纪》史文对曹操的称谓，有“太祖”、“公”、“王”三变。建安元年（公元196）冬十月之前，曹操的官职均在三公之下，而且变动较多，如果以实际的官职来作称谓，纷繁的名目将使读者为难。此外，这些中低级官职，也与曹操作为曹魏王朝奠基者的显赫身份不甚相称。因此，陈寿便以《武帝纪》起头的“太祖”二字，即曹操后来的庙号称呼之。建安元年冬十月曹操升任司空，自此开始史文改称“公”。在当时，     

司马迁生年考

司马迁生年存在两说,此两说均以《博物志》为主要考证依据,抛开《博物志》,以司马迁著述为主要考证对象,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其推演思路是以《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征和二年为基准点,以"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向前推出司马迁出仕的时间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六年之间,从而排出"景帝中五年说",在确定了司马迁出仕时间段后,依据"二十而南游江、淮"一句来推算他出仕时的年龄在前117至前111年之间,由此向前推,得出司马迁的生年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段",即司马迁生年当在武帝建元三年至七年间(前138—前134)。     

司马迁生年辩证

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在上世纪50和80年代两度展开过热烈地讨论.根据<自序>和<报任安书>这些司马迁亲笔资料,再辅以<史记>、<汉书>之实"据",通过考证司马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的年龄,报书任安的时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司马迁的生年是在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     

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

由于受《晋书》记载的影响,学者一般都将太康元年视为晋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点,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唐人的观念,并不契合历史事实。从西晋政治演变的内在脉络而言,咸宁二年是更值得注意的年份。该年晋武帝病危时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以及杨骏封侯这两件事虽然不太为学者所注意,但都对西晋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彻底激化了武帝与齐王攸的矛盾,成为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纷争的源头;后者标志着外戚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崛起。武帝为了巩固皇权,抑制宗室、功臣势力,重用在曹魏时代默默无闻的外戚杨氏,将其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引入西晋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因此,咸宁二年对于晋武帝一朝的政局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北魏道武帝对汉士人的任用

道武自立国后,积极延纳汉士人,随才任用,汉士人在北魏仿汉制建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有的汉士人权力一度显要,在政权结构中有一定影响力。但当时军事为根本,汉士人在军国大事决策中不起多大作用,在军事方面更几乎无所作为,只是拓跋政权的附庸,所以不能对汉士人的地位和作用估计过高。二者之间有矛盾,但不能夸大,有的仅是个人性的。利益一致性之处使他们有合作,但仅仅是潜层次的。     

“苦地”的好处

公元280年,司马炎灭吴,一统天下开创西晋,定都洛阳。晋武帝司马炎登基后,第一件事便是大赏群臣。凡是灭吴之战中的有功之臣,一律加官晋爵,并能获得京郊一块肥沃的封地,其子孙们可以永享土地带来的富足生活。     

试析北周武帝释放奴婢的原因

北周武帝释放奴婢，既有人为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两晋至南北朝时期奴婢的大量出现，有战争、民族矛盾、自然灾害、少数民族落后等诸原因。随着内迁各少数民族封建化的完成，民族融合的深化，门阀势力的削弱，解放奴婢的阻力大为减少；加之北周武帝个人儒学修养好，又出于灭亡北齐追求天下一统的目标，通过释放奴婢以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成为一种必然。     

再议晋武帝罢州郡兵问题

“山涛论兵”的具体时间应该是成宁三年。罢州郡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大量地罢除州郡兵。其次是罢去刺史的领兵权。这一政策的执行相当彻底，晋惠帝元康中期凉州、雍州、荆州、梁州、益州等州恢复了刺史领兵，惠帝末才完全恢复刺史领兵。     

石崇 封疆大盗

金钱是善仆,也是恶主。在古往今来的富豪中,西晋首富石崇以炫耀财富而知名。石崇所建金谷园,在洛阳城郊金谷渊中。因山形水势,筑园建馆,挖湖开塘,周围几十里内,鸟鸣幽村,鱼跃荷塘。里边的厕所,香水、香膏且不提,十多个女仆恭立侍候,如厕完毕,客人须换上新衣才能出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