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藏人"族源探析

民族识别问题影响到我们如何正确处理民族关系 ,促进民族团结。“白马藏人”的族属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广泛争议。本文对该民族的地域分布、语言、姓名、社会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作了具体分析 ,并认为它是中国古代白马氐族的后裔     

先秦至隋朝羌氐两族兴衰罔论——兼论洛阳古代石刻中的羌氐族姓氏及民族融合

从先秦到曹魏,羌、氐等少数民族政权一直与中原政权处于相互攻伐的军事状态,曹魏时期民族关系方有较明显的改善。十六国时期,羌、氐诸族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各政权之间又展开了新的攻城掠地的争夺。隋统一后,羌、氐诸族走向了衰亡。洛阳现存石刻中的姓氏资料提供了羌、氐诸族与汉族融合及中原民族构成的历史信息。     

排斥与融合——四川白马藏族入赘婚的研究

四川平武白马藏族的入赘婚在当地又被称为"抱儿子",有两种形式--寡妇的入赘婚以及初婚女性的入赘婚,并且都以族际通婚为主要特征.本文通过对二者产生的动因的深入分析,指出它们是由于族群内部和族群外部差异性、选择性的认同而产生的一种典型的个案.     

白马藏族朝格(Sprul Rgan)仪式研究

作者对“白马藏族”中的朝格仪式进行了两省三县的全面而系统的田野考察,对“朝格”仪式的操作过程、祭具、服饰、组织形式、与其相关的口头祭词、艺术形态、朝格仪式的功能以及朝格师神的代言人与参与仪式的村民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作了系统详细的描写与理论探讨。     

氐族是古代羌族、三苗和东夷族融合的结果

氐族来源问题一向为学术界所关注,或认为来自羌族[1],或认为来自三苗[2],或认为来自南诏[3],甚至认为来自河北[4],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根据学术界关于东夷族、三苗西迁的有关论证,特别是考古学关于作为氐羌文化代表的寺洼文化具有江汉流域考古文化的某些特征———比如寺洼文化中的陶鼎,其特征是器形较小、敛口、浅腹、三实足、素面,这些特点与长江中下游湖北境内原始文化陶鼎的特征一致———结合作为氐族故乡的甘肃陇南地区所具有的特殊地理位置,推断出氐族的来源是羌族、三苗和东夷族。     

氐羌遗韵:八峰崖石窟造像艺术的文化解析

八峰崖石窟历史上反复多次的焚毁和重修,使造像失去了本来面貌和时代特征。论文将临近的麦积山石窟、法镜寺石窟与八峰崖石窟比较,认为八峰崖石窟的建造与"仇池古国"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在现存的造像当中,宋代佛教造像风格鲜明,表现出浓郁的世俗生活气息和理想的审美追求。陇南石窟艺术是沿着古丝绸之路与蜀道文化传播的,八峰崖石窟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交汇点,因而表现出强烈的传承性和地域性文化特征。     

曹植《白马篇》的侠文化解读

曹植的《白马篇》对传统的侠义伦理、侠的人生价值取向进行了改造和规范,树立起了一个经典化的侠意象,为封建社会中的不遇文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情感宣泄模式。同时,其也为中国古代诗歌开辟了一块崭新的园地,从而对此后侠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国人对康区极高山的科学考察

近代入康外国人对于康区极高山多有关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区极高山科考进入了“黄金时期”。文章以考察者原著为主要资料,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国人具有代表性的康区极高山科考活动,即格雷高利科考队、约瑟夫·洛克、勃特沙尔科考队对白马雪山、贡噶岭、贡嘎山三处极高山的科考活动的过程及考察成果进行梳理,并结合任乃强先生等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对历次考察成就加以分析评述。     

他者、国家与自我:族群共同体建构的语境化表述——历史与现今陇南、川西北的(白马)藏族

从历史学视角看,"白马"作为指代特定的族群,其经历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汉人这一"他者"基于文化分野下的想象白马氐或羌及上世纪70年代"民族识别"语境下国家制度性建构(白马藏族两个历时性过程。究其本质,两者均为客位下的生成物,而非主位下的建构。但这一生成物却与村落语境中族群的自我建构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民族存在的共时性"镜像"或想象。     

别了,心爱的大白马

2008年底，经不住母亲的再三唠叨，父亲终于含泪将陪伴了他10多年、个头与他差不多高的大白马卖掉了。看到父亲和我不舍的神情，母亲说：“家里如今有了摩托车、大货车，还要马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