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外合办矿务的“四川模式”

为了在兴办矿产的同时达到保护矿权的目的 ,四川官员设计了华商集股购地、华洋商人合资开采的办矿模式 ,与英法等国商人签订了多份开矿合同。但该模式本身存在资本需求较多、购地成本无法把握等实施难度。此外 ,洋商在政治特权庇护下的肆意要胁 ,此模式的实际结果却为洋商对四川矿地的争相标占提供了便利。     

民国初年的矿务监督署

民国初年设立的矿务监督署是晚清成立的铁路矿务总局的延续,时任农商总长的张謇希望设立矿务监督署来规范矿业生产。矿务监督署是中央派遣到地方管理地方矿务的机构,全国分设八个矿务监督署,并归农商部领导,每个矿务监督署一般分管二到三个省的矿务。《中华民国矿业条例》颁布后,矿务监督署在处理矿务时就有了法律保障,矿务监督署依照法律管理矿业生产和处理矿业纠纷,积极推行中央的矿业政策,推动民国初年的矿业发展。但由于地方势力的反对和中央财政的不足,矿务监督署无法维持,只在民国初年存在一年多的时间就难逃被裁撤的命运。     

饶应祺与新疆矿务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饶应祺署理新疆巡抚。在其抚新期间,内忧外患,对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构成很大威胁。为此,他一方面精心料理边务,安定边疆;同时对于新疆的开发也甚为关注。为了发展新疆的经济,率先办理新疆矿务,提出了一些开发新疆矿产的思想并付诸实践。尽管受时势所限,许多实践活动并未取得应有的成效,但其开发新疆矿产的尝试,对于后来边疆地区的开发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湖北煤铁事业夭折的原因

国内一些学者对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湖北煤铁事业夭折的主客观原因,主要从微观层面做过较为全面的分析.笔者认为,该事业夭折的深层原因来自于中国传统政治.清政府的漠视、李鸿章和盛宣怀捞取政治资本的动机,决定了该事业必然夭折的命运.     

关于对深化矿务公开工作的思考

按照上级要求,近年来,煤矿企业普遍推行了矿务公开.矿务公开工作的开展,对落实党的"依靠"方针、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促进企业改革、发展、稳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目前矿务公开工作发展还不平衡:一是认识不到位.个别领导干部对矿务公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工作缺乏主动性;二是机制不健全.有的矿务公开走形式、摆样子,迎合上级干,做给职工看,工作忽冷忽热;三是操作不规范.一些单位矿务公开的内容避重就轻,有的不按时间要求进行公开等等.对这些问题必须认真加以解决,才能保证矿务公开工作的进一步深化.对此,笔者认为,要切实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廖树蘅与甲午战后的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兼论湖南近代矿务机构的设立及其演变

常宁水口山铅锌矿的开采在甲午战后卓见成效,与廖树蘅悉心经营密切相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进开采方法：发明“明窿法”,取代传统的“暗窿法”,大幅度提高了矿藏开采产量;二是改进冶炼方法：舍弃传统土法冶炼,借用国外先进技术或直接将矿砂销售到国外冶炼然后再回购到国内,大大提升了成砂出产率和产品质量。廖树蘅对水口山铅锌矿的经营是在湖南成立专门矿务管理机构并对矿藏开采进行有效管理的基础上展开的。其中湖南矿务总局和湖南矿务总公司是近代湖南矿业发展史上两个最重要的机构。     

李鸿章、盛宣怀决策湖北煤铁矿务体制述析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盛宣怀在湖北矿务体制上的决策,经历了从官督商办到官办再到官督商办决策的转换.他们决策转换的真实动机是从个人政治私利出发,而不是企业的经济绩效.     

论晚清矿章关于办矿洋商的规定及其效果

晚清政府频繁更改矿章的用意之一就是藉此约束洋商,实现中外合资办矿的“权操自我”。从《矿路公共章程》到《大清矿务章程》,关于办矿洋商的规定不断完善。但是,在外国驻华领事、公使甚至外国政府的支持、袒护下,洋商专意于私订合同,盗挖华矿,基本上不将清政府矿章放在眼里,部分官员面对洋商。执法信心不足,所有这些又使得晚清政府期望借助制订矿章来实现保护矿权的努力,终究未能取得多大效果。     

预科至正科的演进——从福中矿务学校到福中矿务专门学校

在河南理工大学建校100周年的历史上,1915年福中矿务学校的成立至1919年易名为福中矿务专门学校是该校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阶段。它由原来由英国福公司独资兴办转变为由英国福公司和河南中原公司合资兴办;该校的办学地点由河南省会开封转到了靠近矿区和道(口)清(化)铁路局的焦作;学校层次由预科提升为正科;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为升格为中国第一所矿务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其中一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