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郑笺》君权思想发微

《毛诗郑笺》是郑玄为《毛诗》所作的一部解释性著作。在这部经注中，郑玄围绕君权思想表达了他的政治关怀。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君权的合法性问题上，他沿袭了董仲舒以来君权神授的观点，但是却以君德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这使他的学说带有革命性的一面；二是摒弃以阳尊阴卑来强化臣对君的片面服从的观念，而回归到先秦儒家的君臣以义合的君臣相对待关系，并且极大地丰富了它的内涵，将之具体化、情感化与友朋化了；三是在选官任人上，他主张明王不绝弃故旧功臣及其子孙、任人不求备，这样既发挥了选官的激励功能，又强调以德为基；四是关注后宫建设，从齐家及君权的运行角度而赋予后妃权力。此类关于君权政治的系统性学说是儒家非常欠缺的。     

两汉文献中的经籍传注——《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

在全部两汉文献中，为前代或当世古籍所作的各种“传”、“注”、“解”、“说” 、“笺”、“诂训”、“章句”等，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经籍传注是基于对一定专书整体考察而作出的系统注解，与此前散见的训诂资料有所不同，已具有一定的学术个性，是一批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学术著作。它们的应时产生，是经学繁盛的直接结果，也反映了经学发展对一般古籍研究的影响，以及经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汉代社会之多元文化的发展。《孟子章句》与《楚辞章句》是一直为后世所重的两种章句体传注，前者推崇孟子、后者赞颂屈原，曾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汉书》应劭注偏正式双音词研究

《汉书》应劭注偏正式双音词数量最多,偏语素与正语素有10种语义关系。有名+名→名等16种构词方式。名词具有绝对优势。偏正式双音词的词性基本上是由充当正语素单音词的词性决定的。注释学的繁荣,特别是它对义项加以选择、限制的要求,促进了汉语偏正式双音词的发展。     

《原本玉篇残卷》糸部引《说文》考异

顾野王的《玉篇》汇集了魏晋以前的各种经籍注释及字书材料，其中尤以引用《说文》为夥，几乎每条之下都引《说文》，且引文严谨，不似他书有窜改之处，因而《原本玉篇残卷》自从发现以来就被看做校勘《说文》的珍贵的古本材料。《原本玉篇残卷》由于传抄等原因，也存在着不少的错误。对《原本玉篇残卷》中征引《说文》的训释材料进行详细的辑校整理，可以补今大徐本之不足，订正《说文》研究中的一些错误，并且为更好地研究《说文》提供更为广阔的角度和更翔实的材料。对糸部字的校释说明了《原本玉篇残卷》和今本《说文》中都存在着讹、脱、倒、衍的错误，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原本玉篇残卷》对校勘《说文》的价值。     

陈寅恪"合本子注"说新探

通过对"合本"与"子注"相关文献的考察,认为两者属于不同性质的概念。以"广义合本子注"为线索,进一步指出陈寅恪先生"合本子注"概念中的"子注"实为"子本"。"合本子注"的提法不够严谨,其含义实等同于"合本"。最后指出,陈氏从佛学而非经学中寻找《洛阳伽蓝记》等书的体裁渊源,与其对史料的重视有关。     

《左氏会笺》训诂术语浅释

<左氏会笺>是日本学人竹添光鸿对<左传>进行注释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搜览载籍,稽考诸说,折衷众家,深文以辨,审慎以断,守正创新,颇多所得.竹添氏在注疏中,大量使用训诂术语,释义明理.传统术语不仅反映了作者对客观事物进行认知和理性判断的科学自觉程度而且显示了他的学术继承性和创新精神.本文旨在通过对该著中训诂术语的特点的归纳及含义和功能的分析阐扬,使人深入理解作者的疏解,并能全面把握其训诂条例,帮助正确认识其学术价值.     

从伊斯兰早期的《古兰经》注释学校看清真寺的学术功能

作为伊斯兰教的重要外化象征之一,清真寺具有的诸多功能在推动伊斯兰社会与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在相当长时期内所承载的学术研究功能,又使其成为伊斯兰文化形成、发展继而体系化的核心场所之一.其中,伊斯兰教黎明时期(公元610~750年)的再传弟子在麦加、麦地那、伊拉克创建的<古兰经>注释学校及其培养的杰出注释学家,就是清真寺学术功能的具体显现.     

会低头的不是孬种

参加工作刚刚两年的刘君,已经和单位里所有的人争吵了个遍,他觉得待不下去了,可又不想放弃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又一次和同事争吵后,他心中特别难过:难道自己命中就该有这么多磨难吗?得求人指点指点。他想到了山中的老和尚,大家都说那和尚知人的前世和今生,是活菩萨,能救人于水火之中。     

商务本《古代汉语》通假字注释例商

郭锡良等人主编的1999年商务版《古代汉语》经过修订,补正了一些以往的注释疏误,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该书在通假字注释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以列举的方式具体分析了书中将同义词、古今字、假借字等误作通假字及本借字互倒的情况,认为其有进一步补正和完善之必要。     

王安石《礼记》学探论

郑玄、孔颖达秉承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原则,有时表现出迷信经书的特点,把经书的一些理想化记载当做事实看待。王安石则对这些理想化的记载进行重新审视和拷问,并提出自己的新见。王安石在驳斥郑注孔疏并阐述己见时,根据对字的训释及其它文献的记载,并讲求义理的推求,力图用自己的主观判断来把握圣人的言外大意。王安石在训释《礼记》时使用了"先王"一词,并明显地体现出他有尊崇周公和周礼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