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均田制度的农史观察

均田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土地制度之一,它的兴起与发展,与中古时代社会变迁与农业发展的宏观背景相联系:均田制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相关联,既是中原既有生产关系与少数民族新型社会形态相结合的产物,也与民族迁徙而引发的农牧结构大调整和农牧技术的大发展密切相关。从这一视角出发亦可见均田制实施与隋唐盛世之联系。     

浅议隋唐旅游文化的几个特点——兼谈同期的山东旅游文化

本文从旅游主体、旅游资源及旅游媒介等三个方面论述了隋唐时期中国旅游文化出现的新特点,一是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崛起造成了古代旅游重心的下移;二是旅游资源的全面开发。同时,也阐明了这一时期山东旅游文化的发展概况。     

隋唐音义反切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之检讨

上世纪隋唐音义反切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研究的方法与观念有必要重新检讨。本文认为音义反切传承自正音 ,不以某地方音为取音标准 ,讨论了以《广韵》为参照系的利弊 ,强调要注重对特殊反切的研究 ,只有这些特殊反切才透露出作者的方音信息     

唐代“解曲”对比结构的审美特征

唐代“解曲”自西域传入，与中原传统音乐融合形成了解曲式曲体。作为一种不循中国音乐传统且能充分抒发情感的音乐表达方式，从音乐角度审视，解曲式曲体具有对比结构的形式美特征；从思想角度审视，解曲式曲体则具有兼容并蓄的多元审美风韵。对解曲式曲体特有风格的研究是隋唐音乐审美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解曲式曲体的运用对于丰富我国传统音乐曲式结构意义重大。     

论相术与隋唐社会——兼议阴阳五行与隋唐相术的关系

隋唐时期,相术在社会生活中异常繁盛,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术数。隋唐相者来自各个阶层,有着不同社会背景,大致可分成职业相者和业余相者两类,他们所用相法大都以形貌、骨法为主。相术深深植根于隋唐社会的肥沃土壤,广泛应用传统的阴阳五行观念,对当时政治人物的选拔任命或谋夺政权产生了深刻又广泛的影响。阴阳五行是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唯物观和方法论,也是构建隋唐相术文化的理论内核之一。隋唐相术既蕴含有一定的科学合理内核,然亦不乏封建糟粕,唯有厘清其精华与糟粕,方能真正揭开阴阳五行和隋唐相术的神秘面纱。     

浅析隋唐佛学传播之特点

隋唐佛学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股佛学思潮源自佛教在中国的深远传播。魏晋时期,随着玄学的兴盛和发展,佛教在吸收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些精髓之后,一股大的哲学思潮氤氲而生且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从文化传播的视角看,佛学思想的成功源自于传播上的成功。     

隋唐大运河历史价值及其文化遗产保护

隋唐大运河是沟通南北政治经济文化最具影响力和最具张力的文化传播交流路线。加强文化遗产资源调查、重点保护、强化管理是切实保护好运河沿线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运河沟通的不仅仅是南北两地之间的交通运输。南北两岸丰富的文化遗产存在是构成运河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源泉和精神主体。     

药王孙思邈：孙隐兹山若许年，至今台观尚依然

被尊为“药王”的隋唐大医学家孙思邈，在上下两千年的祖国医学史上是个传奇式人物——他既是博学智慧的名医大儒，又亦僧亦道，奇特神异，还是个百岁寿星、隐逸之士。这也使得史料上对他的生卒时间说法不一，“定论”为101岁（581～682），但说他享年141岁的证据也很充分。     

论隋唐之际诗学中雅正与浮艳的对立——兼论两种体制和创作观念的各自流变

隋唐之际诗学中的雅正观念及体制,是唐诗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它主要以梁大同以后发生的浮艳、淫放、轻险的诗风为抵制对象。与后来复古派整体否定齐梁诗体的主张不同,此期的雅正观念与体制,是齐梁体内部的一种诗学倾向,其雅正的典范主要来自于晋宋诗歌,与浮艳诗风的区别则在于丽淫与丽则的不同。浮艳诗风始于梁代,至陈、隋时期与流行的新声艳曲结合,一直波衍至唐初;雅正诗风则以炀帝君臣与太宗君臣为主要的提倡与实践者;但是从梁陈到隋唐的雅正与浮艳的对立,并非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而是存在于同一批作者中两种不同的表现。雅正诗学有它的局限,并被后来兴起的复古诗学取代,其在诗史上的历史作用也被后者掩盖。     

清商乐乐曲的演唱与所用乐器

<正>清商乐,是东晋南北朝间承袭汉魏相和诸曲,吸收当时的民间音乐发展而成的乐曲之总称。它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音乐的主流,在隋唐时期流入燕乐,居九部和十部乐之首,称为清商伎。从汉魏——东晋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