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中的“士人从商”

蒲松龄在《聊斋》中积极鼓励士人“弃儒从商” ,但他仍持“右儒左商”的态度 ,“从商”的目的仅仅是士人为了摆脱自身的穷困 ,尔后重新实现“儒业”的理想。蒲松龄主张儒商在经商活动中不失“儒家品德” ,这无疑寄托着作者的理想。《聊斋》中对“儒商”的致富过程叙述过于简略 ,看不到“儒家品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这是作者毕生投身举业而缺乏商业活动经历的缘故     

曾国藩与张之洞幕府之比较

曾国藩幕府与张之洞幕府作为晚清两大重要幕府,在对传统幕府的改革、网罗人才、主幕关系、幕府管理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相同、相似之处和继承关系。例如,奏调、札委制由曾国藩开始,张之洞继之普遍实行;两人都保举大批幕僚为官;主宾间经济关系分离;幕中多为文人学者等。但由于两人所处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个人品性等方面的差异,曾、张幕府又各有特色,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例如,曾幕重地缘关系,张幕重学缘关系;曾幕多道学先生,张幕多奇才怪杰;曾幕忌用洋人,而张幕中则吸纳了大批洋人;张之洞对幕府制度的改革比曾国藩更全面,影响也更大。     

五代入宋文人对宋朝儒学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以名儒杨徽之为个案研究

杨徽之是五代入宋的文人,他精通儒典,学问广博,品德高尚,被周世宗选拔,入宋后受知于宋太宗,建议宋太宗崇尚儒学,为太宗所赞赏。后又成为宋真宗的潜邸文臣,担负辅导教育真宗的重任,提高了宋真宗的文化素养,真宗即位后继续辅导真宗,积极举荐文人,培养后辈人才,为宋初儒学的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论植甄隐情为古诗背景的接受——木斋学说的情爱革命

木斋关于五言诗研究,以古诗十九首为曹植甄后爱情结果的立论最受到争议。个中原因除了传统文化对政治的依附造成在文学作品解读与评断上以国家政治为显而男女之情为隐的情形之外,历来文学史对古诗十九首纯诗化的美学接受亦是对此种学说的挑战。木斋学说不仅是在思考方式、研究方法上的革命,更是一种对于社会、政治、人性精神上价值观的思想革命。     

论直系军阀中的曹锟、吴佩孚集团

直系军阀研究在北洋军阀三大派系研究中相对比较薄弱,而对直系曹、吴集团专题更是鲜有研究。曹、吴集团是如何形成的,它和皖系、奉系两个军阀集团相比具有那些特点,本文根据大量历史资料对此进行了探索。     

论晚清贵州佛教的衰落

贵州佛教经过明末清初的鼎盛发展之后,至晚清乃呈衰落之势。考其原因,从主观上讲,是由于贵州佛教日益世俗化、功利化,流于形式;从客观上看,则与“咸同之乱”和“庙产兴学”有直接关系,境内佛教寺庙,或被战火毁坏殆尽,或被“庙产兴学”占用,致使晚清贵州佛教遭到重创而一蹶不振。     

从上博简《民之父母》"五至"说论《孔子家语·论礼》的真伪

从"五至"说的比较来看,<孔子家语·论礼>篇"子夏侍坐于孔子"章与<礼记·孔子闲居>篇及楚简<民之父母>篇所据祖本不同,<家语·论礼>篇所记更真实,更符合原意,并非抄袭<礼记>而来.     

儒家"五伦"思想和刘智"五典"思想之比较

从明朝后期开始一直到清朝末年近300年的时间里,中国伊斯兰伦理思想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一大批“以儒释伊”的汉文伊斯兰译著家和思想家异军突起。他们以实际行动开启了历史上的“回儒对话”,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进程,进一步巩固了回族穆斯林对中华文化的适应。刘智的“五典”学说就是这次“回儒对话”的重要成果。本文就儒家“五伦”思想和刘智“五典”思想进行比较,以期全面认识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伊斯兰文化的本来精神。     

绕开脂批看可卿

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首先是要尊重曹雪芹和《红楼梦》,尊重曹雪芹对《红楼梦》的最后修改。脂批扰乱了人们对可卿的正确解读,研究秦可卿必须绕过脂批。秦可卿不是病死,而是非正常死亡。不能说作者写的秦可卿是个败笔,她的形象在《红楼梦》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王制》中礼仪与法律的合一看儒教的宗教性

《王制》篇是古代儒者从礼的角度阐述国家管理的各种最重要的制度,其中不仅有很多在今天看来属于世俗的法律制度,也有很多是关于宗教礼仪的具体规定。这在其后的《唐律疏议》等古代主要的法律典籍中,思想一以贯之。因此,在古代儒者看来,宗教规范同时就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是它们的宗教规范。不仅中国古代是这样,印度教的《摩奴法论》等古代其他主要国家宗教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儒教和其他国家宗教的性质是一致的,即儒教也是一种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