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票市场的信息反应曲线和股票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

股票价格波动对于市场信息的反应过程具有非对称性。通过利用多种非对称性GARCH 模型,描述和检验了沪市股票日收益率序列的条件波动性,并通过对股票市场信息影响曲线的分析,发现沪市股票价格波动中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反应。这说明股市波动对于不同的政策干预和信息冲击具有不同程度的反应,“利好消息”对股市的刺激作用仍然需要其他市场干预的配合才能发挥出来。     

房价波动、 收入水平对住房消费的影响——基于SYS-GMM估计方法的区域差异分析

基于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在一般随机Ramsey模型的基础上,推导包含房价、收入和财富的住房消费函数,利用2002年至2013年31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两步System-GMM估计方法考察我国房价波动和居民收入水平对住房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房价波动对全国居民住房消费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滞后期和当期房价波动与当期住房消费负相关,挤出效应明显;未来一期房价波动与住房消费变化方向一致,存在积极的财富效应;此外,房价波动对东中西部各地区居民住房消费的抑制作用存在较大差异,西部地区抑制效应最为明显;滞后期住房消费与当期住房消费变动方向一致,人均可支配收入波动和人均年底储蓄余额对我国人均住房消费都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魏晋之际的党派分野和士族升降——以淮南三叛中的太原士族群为中心

中古各阶段的士族并非全然相同,既有世代传承,也有升降浮沉.阶层流动的趋势随着政局的急剧变化而日益加剧,士族内部的升降途径呈现戏剧性.社会动荡、权力争衡乃至集团斗争中士族的政治动向,决定该家族在新建王朝中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亡魏成晋过程中曹马集团的对抗,士族群体出现三种政治分野:叛曹亲马的家族如太原孙氏、晋阳王氏;亲曹反马的家族如祁县王氏、太原令狐氏;在曹马之间徘徊观望的如太原郭氏.太原郭氏的政治态度由亲曹反马到骑墙观望再到叛曹亲马,具有典型性.魏晋时期太原士族的变迁实态,代表朝代更替之际阶层流动的普遍特征.     

高等教育规模波动与经济波动协调性的实证分析——基于GER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考察

利用灰色关联等维代谢模型（GM（1,1））对我国扩招十年来高等教育规模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协调关系进行回归分析,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具体分析单元,建构高等教育规模波动与经济波动的灰色协整预测模型,精度检验显示所建GM（1,1）模型拟合值与实际值、预测值与规划值误差较小,灰色关联度较高,符合灰色建模理论,可以为我国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提供科学预测和理论诠释。     

我国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沿革的历史回顾与探讨

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的核心是政府及其市场主体在粮食价格水平决定中的作用机制.改革开放前,政府影响力在我国粮食价格形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后,我国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的变迁以不断调适政府对粮食价格水平决定的影响力为主线,经历了从政府直接控制价格水平到间接影响价格水平形成的转折.总体而言,在粮食供求关系偏紧时,往往通过政府强势的价格影响力来实现粮食增产,而当粮食供求关系偏松时,政府强势影响价格的弊端就会累积性呈现.从改革开放以来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的变化及其调整来看,我国一直没有找到粮食供求关系偏松状况下有效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未来我国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关键是政府在粮食价格水平决定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而不是放任粮食市场自发形成价格,否则我国粮食市场过度波动难以避免,粮食生产长期稳定发展难免受到影响.     

国家能力、出口复杂度与经济增长波动 ——来自178个国家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作为生产产品所需要的不可交易的投入品集合,国家能力的增加不但有利于经济产出的增长,而且能够增强经济体系中供给和需求的稳定性,进而有利于降低经济产出的波动性;出口复杂度的高低可以反映一国能力的多少,因而出口复杂度的提高可以降低供给波动、需求波动和产出波动.对1998—2017年178个样本国家的分析发现:出口复杂度的提高...     

透视2011—2012我国猪肉价格暴涨暴跌的原因

从猪肉价格的形成机制来看,猪肉产业链条上各节点的成本和利润决定猪肉的生产价格,猪肉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猪肉的市场价格。近年来,我国猪肉价格频繁、大幅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发散型蛛网”模型是猪肉价格波动的核心动因,猪肉市场体系不完善是猪肉价格波动的体制原因,除此之外,生产成本变动、疫病、宏观调控政策等也是猪肉价格波动的重要原因。为稳定猪肉市场价格,应采取措施促进生猪生产的稳定发展,同时要完善猪肉市场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与形成机制分析

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研究既是现实经济运行状况的真实反应,也是经济危机监测与预警机制的前提与基础。利用CF滤波法对1978—2010年间中国经济中主要宏观经济变量进行去势处理,考察了产出的周期波动特征,并以此参照系对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运行展开分析。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明显,前后共经历了五轮经济波动。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时间和经济周期波动特点,可以将1978—2010年划分为改革探索时期和改革深化时期。就前者而言,经济周期波动的核心特征是高增长与通货膨胀,政府调节经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控的重点是如何抑制需求的过度扩张;就后者论,经济波动的核心特征是流动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政府对经济的调节以间接宏观经济政策为主,调控的重点转变为启动内需。经济周期波动特征、政府调控方式和调控重点的演变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结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     

房价波动、宏观审慎及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运用QVAR模型和内嵌宏观审慎工具的DSGE模型,阐释了宏观审慎调控对房价波动的作用机制、政策效率以及与货币政策的协调。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通过规范居民住房融资行为,削弱了抵押品渠道所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从而实现了稳定房价波动和改善居民福利状况的调控目标。当存在供给侧价格黏性时,货币政策对房价波动作出反应有助于提升宏观审慎调控效果。因此,为实现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稳定,货币当局应采用盯住房价波动的货币政策来配合宏观审慎调控,充分发挥政策组合的协同效应。     

陈云与1949-1950年的经济危机

从1949年4月开始,四次大的物价波动袭击中国社会,由此拉开了1949-1950年经济危机的序幕。面对危机,陈云进行了认真思考,指出财政收支不平衡,钞票发行过多;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合理的机构设置和经营方式是前后两个阶段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面对危机,陈云提出了解决对策:实施必要的宏观经济调控;统一分散的财经管理体制;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