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村落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在探讨中国社会组织原则时 ,将华南的宗族研究范式与华北的满铁研究传统结合起来 ,可以形成一条行之有效的学术实践路线 ,这就是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它所具有的学术魅力在于 :(1)方法论上 ,确立了一种将不同研究传统结合起来的研究取向 ,即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 ;(2 )与国际汉学人类学界接轨 ;(3)考察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委 ,洞悉社会转型期的实质 ,对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华北村落社会提供一场人类学个案解说     

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的非兼容性

宗族组织长期、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湘西的宗族组织还有小型化及封闭性等特点。近年来宗族组织有复兴之势,然而由于其固有的一些特性,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这一农村民主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存在着不兼容性。如何诱导、调适,以便加快乡村民主化进程,这是我国村民自治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清代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培田吴氏族谱》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实行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乡族自治,曾经是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社会理想。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地区,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乡族自治的形式与内容不尽相同。所谓乡族自治,是指在国家法律和官府授权之下,对乡族事务实行自我管理;在聚族而居的社会环境中,乡族自治主要表现为家族自治。解读福建省长汀县培田吴氏家族的族谱资料,可以发现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与晚清地方自治有历史渊源。培田吴氏的家训、家法与族规,体现了家族自治的理想模式。培田吴氏的各大支派和社团组织,对乡族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了有效的管理。清末新政期间成立的"培田公益社",取代了乡约的行政职能,实现了从家族自治向地方自治的历史转型。     

科举对清代社会流动的影响——基于清代朱卷作者之家世分析

通过对《清代朱卷集成》七千多名举子家世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清代,尽管获得科举功名者大多数出身于较高社会阶层,出身于上五代均无功名家庭的举子要实现向上流动相当艰难,但一定比例的布衣借着科举得以升迁的事实,说明他们仍有一个较为公平的上升渠道。姻亲和母系家族对于举子提升社会阶层几无助力。居住城市的举子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要比乡居举子大得多,但家世在实现社会流动的过程中起着远比居住地更为重要的作用。     

韦氏墓志校补《元和姓纂》几则——兼与张蕴先生商榷

根据对已出土和整理出版的郿城公房本房支部分成员墓志的研究,考以正史,可以发现郿城公房房祖韦范与阆公房成员韦范为不同的两个人、岳子和景骏应为兄弟关系而非父子关系、韦聿和韦皋的父亲为韦贲等史实,并可据以对《元和姓纂.郿城公房》作进一步的校补。     

现代化进程中宗族的嬗变

宗族具有血缘性和宗法性两个基本属性,这是宗族作为一个联结国家和社会个体成员的中间组织的两个权力来源。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宗族的两个权力来源逐渐式微,宗族已开始向一种新型的社团组织嬗变。     

宗法、户籍与宗族--以大埔茶阳《饶氏族谱》为中心的讨论

明代以降,随着士庶宗法观念的改变,形成了近世宗族制度的新规范,在这样的规范下形成的地方宗族,成为建立正统化社会秩序的基本方式.以往的研究已揭示,在明清宗族规范建立和衍变的过程中,宗族内部的权力关系及管理运作机制的改变常常是通过祖先祭祀制度的变化、里甲户籍登记和赋税征收方式的改变来实现的.不过,我们对于这个变化过程的具体细节和内在的机制,尚缺乏足够深入细致的了解.该文利用广东大埔县<茶阳饶氏族谱>中的有关记载,讨论地方宗族形成过程中宗法原则的变化与里甲户籍登记制度变化的关系.大埔饶氏宗族在明清之际,通过在宗子设置和里甲户籍登记上数易其制,建立起一种新的宗族社会的秩序.     

历史记忆与家族建构——以湘西田氏土司后裔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传递历史记忆的媒介,口述传说、文字、身体、仪式、碑刻等不一定能完全客观地呈现历史事实,但透过这些方式选择、重组与诠释的“过去”,往往成为人们合理化当前社会现实的重要方式。湘西古丈县田家洞为改土归流前永顺宣慰司下辖的小长官司,村中土司后裔——田氏自改革开放后,藉由祖先传说、修谱与立碑、仪式展演等活动叙写家族历史,强化族众认同。实际上,围绕历史记忆展开的家族建构不仅体现了不同能动者之间的权力角逐,也为诠释“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复苏提供了一种视角。     

Satori in Paris: Deconstructing the French Connection or the Legend’s Satori

Abstract

The deconstruction of Kerouac’s trip to France in search of his family name and lineage as described in Satori in Paris, published in 1966, is examined, and consideration is also given to the very process of redefining French connections. The novel — a voyage to the end of the night trying to decipher, redefine, and blur the French signs that Kerouac had scattered his Duluoz Legend with — is riddled with many deconstructing elements, which allow for better insight into both the quest Kerouac had set for himself and the meaning of French connections throughout the Legend. ‘What’s in a name’ could precisely be the question and possibly the answer. The deconstructing process initiated in Big Sur is now reaching its ultimate step, jeopardiz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creation of Duluoz’s and Kerouac’s legend altogether.     

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发生冲突：计划生育与宗族网络

中国宗族制度的核心是祖宗崇拜和传宗接代的香火观念。这种传统的文化规范与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发生直接冲突。一方面,强大的国家机器毫不妥协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复兴的宗族网络支撑着古老的香火观念。虽然计划生育的严格推行大幅度地降低了生育率,但本文所分析的村级数据却发现宗族关系越强的村庄,其生育率越高,从而揭示了非正式规范是如何通过社会网络软化刚性的正式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