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上海“纱交风潮”——以《申报》和《大公报》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1937年上海“纱交风潮”系上海纱布交易所爆发的影响巨大且后果最严重的一次风潮。此次风潮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孔家官僚资本为获取巨利插手纱交、操纵市场、大搞投机活动。这场风潮促使国民政府颁布《取缔上海纱布交易所投机办法》，并对此次风潮进行“澈查”，然“澈查”结果却虎头蛇尾。由此看出，国民政府与官僚资本的密切关系，即官僚资本已凭借各种超经济特权在国民经济中取得了独特的优势地位。     

美国联邦官僚系统的自主性和政治控制

在美国的多元政治体制下,其联邦官僚系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与之同时,又接受着来自国会、总统和社会利益集团等多种政治主体的影响和控制,形成"一仆二主"乃至"一仆多主"的现象。基于美国的民主原则,美国联邦官僚系统必须回应来自政治系统的意愿和利益要求,接受其监督,同时凭借自身的专业技术能力及其他职业性资源,又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呈现出美国政治中特有的政治行政关系结构和特征。     

现代性之批判:消费受控制的科层社会

现代性危机已经渗入到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被消费所控制和引导,人们为商品而迷狂,为体验消费而忘记质疑和批判.消费被全面地控制掩盖了社会矛盾,阻碍了人们正确认识社会;造就了一个恐怖主义社会,人们患上恐怖症;消费衍生出众多"次体系",它们难以构成对社会的一致反抗.列斐伏尔提倡对日常生活进行一种永恒的文化革命,这种革命要继承哲学传统,要担负起确认和阐释新的日常生活的责任,其目标是要建立一种都市主义.     

“恩格斯的国家祸害论”确实应该重视——回应夏美武等先生

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为了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保留国家机器是必要的。然而,在自我赋予执政权力、自我传宗接代、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已经夺得政权的党如果不下力改造这种国家机器,却会成为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官僚特权阶级,同无产阶级相异化。在中国大陆现有的条件下,要想除去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必须推行政治民主化。兑现宪法已有的民主承诺应该是第一步。     

论清末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之误

晚清政府欲从改革官制入手推动立宪,结果官制改革遭遇了来自官僚群体的强大阻力,在最高统治者慈禧立场转变之后,官制改革无可避免地走向龙头蛇尾的结局.虽有改变,但根本未动,效果有限,非但不能廓清积弊,反使积弊愈积愈多,愈演愈烈.龙头蛇尾的官制改革重挫晚清政府的统治威信,使其立宪之路更加艰难,自救的机会更为渺茫.清末立宪首先应做的不是改革官制,而是开议院,扩大政治参与,增强改革的力量.立宪从官制入手,无议院为助力,官制难改,立宪难行;立宪从开议院入手,先有议院,则官制可改,立宪可行.     

Donor Requirements and Pockets of Effectiveness in Senegal's Bureaucracy

Donors increasingly value the work of statistics, project assessment and related offic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can they ensure these offices are able to do their work? This article assesses donors’ efforts to do so in Senegal's ministries of finance, health and agriculture in the mid‐2000s. It contends that donors' impact is greatest if they generate political incentives for governments to create ‘pockets of effectiveness’ in these areas. The health and agriculture case studies indicate that direct donor involvement, particularly if incompatible with domestic political forces, produces disappointing results, while the finance case studies suggest donors can induce political support for the work of specific offices if donor incentives coincide with domestic political imperatives.     

“官僚制”的文化省察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以及他的合理性、合法性范畴 ,是 2 0世纪最有影响的学说之一。但是 ,在韦伯的这一学说中 ,却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 ,而且在实践中造成了官僚主义和腐败等诸多社会问题。面对官僚制和合理性问题上的各种缺陷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作了思考 ,并提出了人文救治的方案。但是 ,韦伯的方案只不过是在官僚制外部寻求补救。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合理性 ,但交往合理性如何内在地包含着整合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动力 ,却是不清楚的。所以 ,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其实 ,科学的发展已经展现出了走向与文化重合的客观趋势。即使在过往的科学发展和社会理性建构中 ,如果进行哲学的终极追问的话 ,也可以看到文化和价值特别是信仰的意义     

泛化“封建”观有悖马克思的封建论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官僚制与现代民主政治

由于英语中"官僚制"一词的复杂含义,历史上众多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其重视和研究,出现了官僚制研究的"理论丛林"现象,并对"官僚制"这个概念赋予强烈的感情色彩和难以把握的内涵。文章拟从民主和效率两种价值取向概括和分析与官僚制问题密切相关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