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之于合同的新诠释

应用于交易领域的智能合约融入区块链技术,以代码形式表现,可实现合同履行的自动化和不可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模式.自助行为说、代理说将智能合约视为对合同过程的外部增强,是侧面功能的法律阐释,并未完全捕捉到实质.智能合约并不一定跨越整个合同过程,也可仅是合同过程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法律意义上的智能合约不是合同新类型,而是合同关系形式的新发展,即当事人缔结和履行合同的新形式,合同性质未发生实质变化.智能合约满足特定要件构成特殊的书面形式,具有"书面形式+自动履行"功能的特质.民事主体通过智能合约形式订立合同应遵守《民法典》等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则,以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与生效.智能合约不等同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认定其效力应结合智能合约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从立法上确认智能合约,在符合国家现有法律、政策基础上编写和应用,实现形式的合法化、内容的规范化是该技术谋求长远发展的保障.技术起步的现阶段,纸质合同、一般电子合同与智能合约在不同方面发挥协作作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民事交往、商业交易的主要状态.     

见义不为现象的法律救治

见义勇为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规定社会和国家对见义勇为者权益的救济和保护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作者认为对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实行法律保护是救治当前道德冷漠现象的一剂良方,是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的法律规范。它的制定与实施又进一步充实了法律的正义精神,是法律价值的全面体现。但在现阶段我国还不具备相应的历史与现实条件用法律强制的手段推行见义勇为的道德行为。     

论救助款项的含义

对海上救助中有关救助款项的含义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同时分析了我国《海商法》中有关条文对救助款项的规定。     

刑事诉讼主体的法理分析--以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

犯罪行为引起的刑事法律关系是考察刑事诉讼主体问题的真正法理基础。国家与被告人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不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故不是刑事诉讼当事人 ,只是发动、支持公法性诉讼的公民追诉人。审判权与公诉权的分立 ,本质上是国家将自身作为自己的对象 ,并在自己(裁判者 )与作为对象的自身 (当事人 )之间建立绝对区分 ,体现了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的自我反思节制。其他刑事诉讼主体均不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按照意志关系或者是国家的代表、被告人和被害人的代理人或帮助人 ,或者是不从属于任何一方的诉讼主体。     

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之评析

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是疑罪从无原则在审判活动中的体现,其性质归属实际上就是无罪判决,为了调和人民法院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和裁判的公正性之间的关系,此类判决在撤销或变更上应适用因新发现的情况而恢复诉讼的程序。     

新时期监事会的业务监督——以中日两国董事义务为视角

我国公司法上的监事会，是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业务执行进行专门性监督的常设机构，该专门性监督能否取得实效将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绩效及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而明确监事会的业务监督权限是提高监督实效的关键。本文通过与日本法的比较研究，以2005年公司法增设的勤勉义务（Duty of Care）为焦点，对公司法修改后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的业务监督范围及内容进行了新的解读与探索.     

格式条款法律特征刍议

格式条款是合同法上的重要制度。我国现有合同法论著一般并未将格式条款的构成要件作为一个独立问题加以研究，笔者主要从六个方面分析讨论了格式条款的法律特征，即制订方面的特征、适用范围方面的特征、内容方面的特征、当事人关系方面的特征、形式方面的特征、解释方面的特征。     

论域名的法律保护

在分析域名的法律特征、法律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域名法律保护的三种途径；承认域名权作为民事利益受法律保护的基础保护；肯定域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注册为商标的强化保护；对驰名域名提供的特殊法律保护。     

论正当防卫的限度

正当防卫的限度是在法学理论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均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主要以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来研究正当防卫的限度及特殊防卫权。这对如何认定特殊防卫权具有重要意义。     

西法何以未能东鉴--庞德与中国近代的法律改革浅析

庞德作为中国近代被政府聘请的最后一位外国法律专家,被南京国民政府视为合适人选有其内在原因.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的理论、社会利益学说与国民政府的国家、社会本位论有相似之处.庞德在华担任司法部和教育部顾问期间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及法学教育提出了诸多有见地的建议,但最终收效甚微.笔者认为,除了政局动荡、法制建设缺乏稳定的环境这一因素外,法律文化的不同、宪政运动的失败、司法独立精神的缺乏及社会结构的落后是使其改革建议无法有效实施的更深层次原因.在法制建设蓬勃发展的今天,庞德的改革建议仍有其进步意义,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