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预结局”：一个壮族社区社神信仰的断裂与重拾

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处于乡村社会之中的民间信仰体系经历着两次较大规模的由断到续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民众宗教生活的状态，是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众宗教生活史。该研究集中对此两次“未预结局”现象进行讨论，通过其在一个壮族社区生活场景中的具体呈现，以展示出前后两次断裂与重拾的实际状况，尽力寻找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力量，以及这种力量与当地人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     

湖北安陆方言中的几种有标记祈使句

安陆方言中的祈使句十分丰富,并且具有一定的特色。与其他各地方言相比,它们不仅在语法、语义等大的方面与普通话或者其他地区方言存在差异,而且连常用的句尾语气词和否定词都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对特殊祈使句格式进行研究,能更好地理解其意义与价值,以便于更好地探究安陆方言的内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要记

正(2014年8月11日——2014年9月10日)8月11日,吉林省战略联席会议在吉林省政府312会议室召开,吉林省人社厅副厅长李宝君参加。8月13日,吉林省政府领导与人大代表座谈会在吉林省人大清华宾馆三楼会议室召开,吉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吉林省人社厅厅长张志军参加。8月14日,吉林省政府领导与政协委员及省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议政协商会在省政协机关6楼会议室召开,吉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吉林省人社厅厅长张志军参加。     

浅论茅山异名之由来

茅山是江苏省的一座道教名山,过去它叫句曲山,而现在人们通称其茅山。据古籍资料记载,茅山除了旧名句曲山外,亦有记载为衡山、苗山等。句曲山因山形近似"弓"状而得名,"勾曲山"是句曲山之外茅山的又一个异名,长期以来茅山的这两种不同旧名造成了不少误解。根据史料分析,茅山的名称主要有重名、异名等现象,针对这种异读和茅山异名的现象,文章对"茅山""句曲山"名称的由来进行了分析,并探讨地理特征以及历史文化对茅山异名的衍生产生的重要影响。     

动词复制句中的附加语控制

动词复制句（Verb－Copying Construction，VCC）是一种在汉语口语中经常使用的结构，用符号可以简单地表示为S＋VP1＋VP2，动词V2是动词V1的拷贝。这种结构本身具有独特的句法语义特征，也具有不同的句法变体。在其进行句法运算时，两个动词性结构首先独立运算，VP1作为附加语，VP2作为主句成分进入句法推导。通过附加语侧向移位、附加合并以及主题化特征核查等句法操作形成语言表达式。其句法变体的不同构型是因为不同的控制类型造成的。     

春季养生杂谈

《黄帝内经·素问》中的四气调神大论篇说,"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由此可     

史传“行动>性格”的人物生成方式及性格特征

史传叙事呈现出"行动>性格"的特征。行动是事件的核心,这也就意味着"事件>人物"。史传中的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才行动,而是在行动中附带产生了性格。这是因为史传编撰的根本目的是彰善瘅恶,而能反映出人物善恶的只有行动。这导致了它的人物性格以单一型、向心型为主,性格结构缺少变化性和对立性,并呈现出善恶二元化的倾向。史传人物的这一特征还与史传叙事不能透视人物内心世界、属于事后叙述、合传类传的编撰体例等因素有关,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探讨在文化移入中运用主述位理论对英汉诗歌的翻译对比

翻译是一项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是一种社会行为,所涉及的变数很多。传统的翻译研究往往停留在字、词、句的层面上,这往往脱离了目的语与元语言的转化。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语言背景的文化差异,导致译入和译出的非对应性,忽视了目的语读者的期望。因此,本文将从诗歌小句的视角,通过运用主述位理论来试图对英汉诗歌的翻译结果影响进行分析,解读诗歌元语言(source language)和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之间的关系,探讨文化移入在诗歌翻译过程中的体现,以及在翻译的过程中该如何采取的相应措施。     

合理生存的荒诞性——对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的哲学思考

20世纪90年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对中国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影响了一些作家的创作,余华便是其中一位。余华通过对人的生存层面“具体苦难”的描写,表现了中国人所特有的“存在”状态,揭示了“合理生存”的荒诞性,隐喻着中国社会尽管已经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但是,仍然没有完成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这种任务并不是西化思想的进一步深化）,警诫着在如火如荼的经济革命中承担着民族复兴的变革者们,在精神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一切被冠以崇高的文化背后所可能出现的不合理,进而启迪启蒙主义不应该被机械于西方文化的启蒙化和传统文化的祛魅中。     

汉代统治阶层对民间信仰的限制和引导

汉代民间的鬼神祭祀并非单纯地以祈福禳灾为目的,它还包含有以祝诅等巫术伤害他人,被伤害者甚至有可能是最高统治阶层。祭祀中害人巫术的存在,无疑会对社会治安、统治阶层本身乃至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面对这样的挑战,汉代的统治阶层设立严刑峻法、设置祠祝官进行抵御;而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将先秦以来限制祭祀规模的传统理念用于现实政治,致力于革新鬼神观念、宣扬"淫祀无福",试图在思想上对民众进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