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 ——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适

文化转型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正在发生变迁,并遵循着从“差序格局”、到“文野之别”、再到国家权力下行的路径。在宏观层面上,中国乡土社会秩序在政治制度和权威关系、个体意识等方面均发生改变。民国以后,在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基层乡村的一系列制度（保甲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中,呈现出村庄内生秩序和国家建构秩序的共存和调适的情形。本文从社会秩序的概念入手,围绕三个问题进行阐述：社会秩序在历史中的嬗变;社会转型期两种社会秩序（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过渡与并置的局面;以及试图描述文化转型进程中乡土新秩序的变迁和文化调适的图景。最后提出人类学家应对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应该具有的态度,即理解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需要重视文化的“粘合剂”作用以及我国传统礼俗社会的人情因素。理解乡村社会问题应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     

生计困境与草原环境压力下的牧民? ——来自新疆一个牧业连队的调查

本文通过对新疆一个牧业连队的实地调查,发现导致当地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因素是多样的,其中既有自然环境变化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在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下很多定居牧民因生计转型不成功而陷入贫困,牧民生计方式的转变和市场意识的增强使牧民的本土知识和护生价值观逐渐丧失。自然环境的变化,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贫困和传统生态文化的缺失这四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当地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     

生育政策调整对农村人口结构的影响

生育政策调整会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而对未来人口结构发展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根据生育政策调整幅度设定三种生育政策实施方案,运用队列分要素法的基本原理构建农村人口预测模型,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2014－2035年中国农村人口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方案一中,农村出生人口规模将进一步缩减,到2035年,人口结构金字塔呈“倒三角”形态,人口发展的衰退趋势明显;方案二中,农村出生人口规模会明显增加,到2035年人口老龄化程度较方案一有所缓解;方案三中,农村出生人口数进一步增加,到2035年人口结构将更加年轻化,人口发展较为稳定。可以说,目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有利于缓解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性矛盾,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试论资本市场的调节方式

本文以中国资本市场为背景,系统地分析了资本市场的几种调节方式,提出应尽量减少使用行政手段影响证券价格走势,形成以证券法规为基础,以市场机制为基本调节手段,适时辅助使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供求关系、产业政策、文化引导和行政手段等措施,调节资本市场的运行     

地方政府效率变动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基于2004—2012年省级面板样本的检验

提高政府效率、全面推进“走出去”战略是现阶段的热门议题。在探讨政府效率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两者互动的基础上,通过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双重机制阐述表明：政府效率变动将会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提高政府效率将直接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难度,从而加速企业“走出去”的进程;与此同时,政府效率的提升亦间接改善了国内投资环境,进而抑制企业对外投资的热情。实证经验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以上两种效应均显著存在,并通过求解得出政府效率提升对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的总体净效应为正,即在一定时期内政府效率的提升将有效助力企业加速“走出去”的进程。     

10●17论坛：中国经验与待解议题

以分享减贫经验、促进共同发展为主题的10?17论坛,是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之间共同协商减贫对策的交流平台,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多重的现实价值。在历届论坛上,中国经验是备受关注的焦点。以持续的经济增长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的专项扶贫战略,使中国的减贫成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然而,如何在扶贫攻坚的进程中,保护环境、促进平等、扶持弱者以及化解多维贫困等问题,仍然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幼专新生自我同一性与学校适应的相关分析

文章通过采用《自我同一性状态量表》、《大学新生学校适应量表》,调查某幼专249名新生的自我同一性和学校适应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幼专新生自我同一性类型以延缓型居多。自我同一性各个类型在生源地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幼专新生的适应情况总体良好。情绪状态适应与交往适应要好于生活适应和学习适应。生活适应得分最低,学校适应各个维度在生源地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幼专新生在情绪状态、生活适应、学习适应、交往适应和学校适应总分方面均与扩散型、排他型和成就型呈显著相关,与延缓型不存在显著相关。其中,学校适应四个维度及总分与扩散型和排他型呈显著负相关,与成就型呈显著正相关。     

瑞典养老保险制度政府财政责任的特点及其启示

在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扩面的背景下,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责任的发展与改革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政府财政责任在瑞典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3个阶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呈现出由全民共享的普惠制向低收入和无收入群体倾斜,基于不同支柱与不同层级的差异化政府财政责任,随着经济、人口因素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推动养老保险的地方化等特征。基于瑞典养老保险制度政府财政责任的发展与演变的经验,中国应立足于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适时适度调整养老保险制度政府财政责任;逐步建立由基本养老金全民普遍享有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财政支持制度;构建养老保险制度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责任调整的动态平衡机制。     

论土地调整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兼论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

土地调整是中国农地制度的重要特征,虽然均田的益处得到了广泛认同,但是借助土地调整来保证农民获得土地的均等机会是合理和必要的。从合理性来看,土地调整体现了村民的集体成员权,在土地仍然承担社会保障功能的阶段,特别是在土地流转市场运转受限的情况下,农民在社会保障、资源配置与乡村治理方面仍对调整有较高的需求;从必要性来看,土地调整迎合了村民的“公平”观念,与村民自治制度相契合,并因正式法律的不完全以及替代性制度的运转受限获得了存在的空间;从总体来看,基本公平和成员权保障的土地调整已经不符合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未来要健全传统调整的替代性制度,削弱其社会基础,有条件地发挥调整产权整合优势,实现土地细碎化的治理。     

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对辽宁省吸收利用FDI以及产业结构的现状进行分析,并对辽宁省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行实证探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分析得出结论:从对各个产业建立的计量模型上看,FDI对辽宁省三次产业结构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不同;从建立的滞后回归模型上看,FDI对辽宁省三次产业的影响程度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FDI有助于辽宁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且效果显著;辽宁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应由“二三一”转向“三二一”。据此,提出促进辽宁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旨为辽宁省产业发展提供借鉴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