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商网络中的信任分析——以浙江省汽车零配件企业为例

以被信任对象的感知可信度模型为基本研究框架,建立起制造商信任与供应商可信度之间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并通过浙江省汽车零配件企业的实地调研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最后在结果讨论的基础上,还对比分析了与国外相关研究结论差异的原因,并指出了本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     

国企员工工作-家庭冲突、组织支持感与组织承诺的关系

笔者以122名国企员工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工作-家庭冲突、组织支持感与组织承诺的关系。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对员工组织承诺有负向影响;组织支持感在工作-家庭冲突与组织承诺之间有调节作用,对组织支持感高的员工来说,工作-家庭冲突对组织承诺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弱。本研究揭示了工作-家庭冲突与组织承诺的边界条件,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SO42-/TiO2催化合成乙酸乙酯的实验设计

SO4^2-／TiO2固体超强酸薄膜化催化剂能完全代替浓硫酸作催化剂,用乙酸、乙醇来合成乙酸乙酯。在膜催化器上,考察了薄膜化催化剂对乙醇和乙酸合成乙酸乙酯的催化性能。结果表明,薄膜化催化剂显著提高了催化活性;当n（乙醇）：n（乙酸）=1．5：1,原料流量3．0mL／h,在反应温度为110℃时,乙酸乙酯产率可达94．8％,且薄膜催化剂的处理很方便,催化剂再生后可重复使用,不污染环境。     

中国—东盟开展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分析了影响中国-东盟服务贸易与投资的促进因素和制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中国-东盟开展服务贸易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基于GRPLS回归的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构造一种新的方法--岭-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它既有效消除了因素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又克服了传统方法的不足,且使模型更加稳健,具有更强的预测和分析能力);并运用广义岭-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为我国制订持续、快速增长的经济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自回归条件方差-偏度-峰度:一个新的模型

提出一个新的自回归条件方差一偏度一峰度模型:GJRSK-M模型,讨论了模型的识别、定阶、估计等技术,运用该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股市的高阶矩波动特征,利用样本外预测方法研究了GJRSK-M模型与现有高阶矩波动模型在预测能力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市的条件方差、条件偏度和条件峰度都具有波动持续性和杠杆效应,GJRSK-M模型具有比现有高阶矩波动模型更强的预测能力.最后提出了将高阶矩波动模型运用于金融风险管理研究的思路.     

代理人努力决策柔性的分成制委托代理模型

针对被忽视的代理人努力决策的柔性,在第0期完全信息条件下建立了基于柔性的代理人努力决策模型和委托人的最优分成制合同设计模型,证明了最优分成比例在柔性决策行为假定下的存在性,并与经典的委托-代理模型的结论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努力决策柔性将会提高努力所要求的临界市场价格;最优分成比例随着代理人的努力成本增加而增加,随着市场价格的期望增长率和努力的产量的增加而减小,但不会随着市场价格的波动率的增加而降低;当市场状况差时,经典的委托代理理论给出的分成比例将会给予代理人过高的支付.     

员工积极组织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对505名员工及他们的124名直接主管按照4∶1的比例做了配对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多层数据分析,考察工作压力、工作匹配度、工作-家庭冲突对员工积极组织行为的影响,分析了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以及员工外倾性人格特质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对员工的积极组织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工作-家庭冲突在工作匹配、工作压力与员工积极组织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员工外倾性人格特质对工作-家庭冲突与员工积极组织行为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即外倾性人格特质能够降低工作-家庭冲突的负面影响,减弱其对员工积极组织行为的不利影响。     

图的距离标号与频率分配问题

图的L(2,1)-标号问题由频率分配问题归结而来.图G的L(2,1)-标号是一个从顶点集V(G)到非负整数集的函数f(x),使得若d(x,y)=1,则|f(x)-f(y)|≥2;若d(x,y)=2,则|f(x)-f(y)|≥1.图G的L(2,1)-标号数λ(G)是使得G有max{f(v)v∈ V(G)}=k的L(2,1)-标号中的最小数k.本文将L(2,1)-标号问题推广到更一般的情形即L(4,3,2,1)标号问题,并得出了笛卡儿乘积图的λ4(G)的上界.     

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在中国的实证检验——基于产业要素密集度的时序横截面模型分析

本文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要素禀赋理论实证思路,并以美国进口市场为背景,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在假定中国是劳动力要素丰裕国家的前提下,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的1998—2006年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对中国14个不同行业数据期间以市场份额衡量的出口能力与反映行业“要素密集度”、“产业竞争状态”、“规模经济效益”和“行业开放程度”的相关代理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成功验证了要素禀赋理论中Heckscher-Ohlin定理对解释中国出口贸易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