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方式争讼若干问题辨正

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标志。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因其对《波茨坦公告》的错误解读和战后天皇制的保留,认为日本战败是"有条件投降"。尽管《波茨坦公告》是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但在当时代表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无疑是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公告。虽然战后美国放宽了对日本的处置条件,最终导致惩治日本的不彻底,但不彻底不等于不惩处,不承认也不等于不存在,历史事实不容颠倒,     

大庆城镇居民异地医疗保险报销一体化研究——基于区域一体化视角

以区域一体化为背景,针对目前大庆市市民比较关心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一体化的合作发展问题,探讨以大庆与哈尔滨合作为例,如何有效解决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加快推进异地就医即时结算的若干建议.     

浅析“二孩政策”对家庭的影响

"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家庭来说不仅能优化家庭结构,增强家庭的发展能力,同时能够增强家庭亲属文化的传承,但是我们也可预见到对于普通家庭新增加一位孩子无疑会加大家庭各方面的支出,增加家庭的经济压力。     

“一带一路”之亚投行贷款条件的设计理路

传统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性"的干预性和强制性特点,有违背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原则之嫌,存在合法性危机。由发展中国家主导成立的亚投行,标志着多边开发银行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融资的主要平台,亚投行贷款条件的合理设置关乎银行和借款国投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和"共赢"国际法治的推进。当前,亚投行发布的《AIIB协定》和《AIIB主权支持贷款条件通则》是涉及贷款条件规定的两个主要法律文件,前者为贷款条件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后者为贷款条件提供了选择性规定。在此基础之上,亚投行贷款条件应实现以"共赢"国际法为导向,兼顾系统性与相关性、自主性与灵活性、效果性与合规性,以规范其形式的发展理路,促使其向"善治"需求之"良法"转型。     

“舆论搭车”的治理困境与政府“双微联动”的优化路径

"舆论搭车"是社会公众基于"共情"产生的关注舆情事件、引发舆情目标转移、倒逼公权力介入的现象。一些领导干部舆情事件应对能力不足,在面对"舆论搭车"时出现了不作为、不配合、不妥帖、不矫正等问题。政府"双微联动"能够引导"舆论搭车"趋向,增强舆论传播的快速性和精准性,形成舆论传播的集群效应,规避和弱化"舆论搭车"现象及其负面影响。为此,应进一步优化政府"双微联动",构建立体化政务信息传播新格局,提升政府"双微联动"的运营能力,搭建政府"双微联动"实施框架,更好地巩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先秦“德”义新解

"德"是先秦时期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范畴。关于"德"的含义历来解释甚多。本文在梳理了对先秦之"德"的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对"德"的造字本义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德"观念源于上古人们的"能力"崇拜,"德"字的产生源于人类社会对于一种特殊"能力":"政治控驭能力"的需要。"德"之初义就是"政治控驭能力"和"权威影响力"。从德的字形结构、音韵训诂和文献用例等方面可以证明德字是古代君王通过"巡省"方式树立自己的权威影响力的反映。     

高校招生政治思想品德加分政策的演变及其分析

政治思想品德是否加分是与其在高校招生中的定位直接相关的,也是与整个评价体系是否采用总分模式直接相关,这一做法延续有其历史渊源。60多年来,从有明确政治取向,甚至唯成份论的高校招生走向以维护所有社会成员的公平、公正为目标的高校招生是大势所趋。逆这一趋势的任何做法都难以获得公众认可,政治思想品德加分之所以备受质疑是由于这一做法与客观、公平、公正的准则直接冲突,以专业规则约束行政权力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路径。     

西方真之理论的三次转向

自20世纪以来,西方关于真之理论的观点大概出现了三次转向: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初期,伴随着哲学领域的本体论转向而出现.这一时期,真出现在形而上学、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等哲学理论中,真与判断理论相互联系,真成为哲学约定的副产品.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中期,伴随着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而出现.这一时期,关于真之理论的讨论主要围绕真谓词的使用和意义来展开.第三次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对"何为真之本质?"这一问题的讨论尤为激烈,并且对"真"的讨论不再关注语言分析的方法,而是关注"真的"一词的日常表现,关于真之理论的讨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在当代,真之理论根据哲学研究主题的不同而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总体而言,当代真之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辛亥革命前后福建近代经济发展的比较与分析——基于统计数据的分析

与民国初期相比,福建清末"新政"中成立的官方经济管理机构在职能发挥上更为自觉,民间经济组织成立的数量也更多,近代工商业发展速度更快,说明了辛亥革命之后福建近代经济的发展速度要远慢于清末,且在全国的比重日趋下降,这既得因于民国成立后福建地方政治分裂,也与福建缺乏大型近代企业的示范作用与大额资金扶持,沿海地区对内陆的辐射带动力不够等先天条件不足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