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数字经济数据跨境传输共享治理场景建构

为平衡“数据保护”与“数据价值挖掘”的关系,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实现其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相适应的法律应对,比较梳理“一带一路”及欧美既有数据传输机制图谱,分析现行治理机制运行差异,并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1)构建中国主导的“数字世贸组织”体系。提升各国数字经济操作性,培育建成“一带一路”数据交易国际贸易中心,建立司法联防协作机制,提高沿线数据跨境传输的透明度,支持数字自由贸易、反对数字保护主义,设计沿线双向数据传输治理机制,引领制定各国参与沿线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则。(2)拓宽“数字世贸组织”体系管辖范围。增加沿线数字经济发展属地管辖国家和地区数量,确定数据传输合理连接点,扩充数据管辖类型范围,合理确认数据管辖种类。(3)设计“数字世贸组织”数据安全传输合理化分类限制标准。细化属地数据分级管理,增加“一带一路”国家数据安全管理准则,设计综合性“充分保护”评估标准,紧密关注数字经济技术发展趋势。(4)营造“一带一路”统一多元的“数字世贸组织”数据安全执法机制。加强沿线国家内部数据保护机构组织建设,形成数据跨境传输多边合作共享的执法机构。     

甘德《南部弗吉尼亚野外指南》中的生态思想

美国当代生态诗人弗瑞斯特·甘德在其唯一入选《生态诗人和生态诗歌》的诗作《南部弗吉尼亚野外指南》中采用杂糅地质学等学科术语和后现代诗歌审美表达的实验手法,将地球律动、自然演变与人类最原始的欲望交织,创造性地呈现了人与自然由失调的变奏曲到和谐的交响曲这一微妙变化。甘德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进行了三个层面的诗学阐释：首先,诗中呈现的自然遵循着自身休养生息的节奏,体现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而人类只有尊重自然自身的价值,顺应自然的规律,才能真正保护自然;其次,“生命共同体”理念并非是回避人的主体性,而是倡导减少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劫掠,适度地利用自然;最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失调走向和谐,最终走向重生的历程,预示着我们只有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才能真正保护自然,使得人和自然这一“生命共同体”拥有发展的可持续性。甘德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适度利用自然,与儒家“天人合一“”和合”理念倡导的生态思想不谋而合。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研究述评(2013—2022年)——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当前国内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议题。基于CNKI数据库,运用CiteSpace软件对2013—2022年发表于CSSCI期刊的691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以人民为中心”已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的重要概念和分析范式;从静态看,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于“新时代”“习近平”“改革开放”“人民性”“治国理政”等高频关键词;从动态看,研究热点正朝“疫情防控”“人民健康”“建党百年”“人民至上”等关键词转移;学界已从“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出场语境、形成脉络、生成逻辑、理论内涵、实践路径、重点议题、经验总结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应加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纵深研究,注意理论研究与国际传播有效衔接,致力于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及多元化方法的综合运用,以推动中国特色学术话语的构建。     

“离线”:基于阿诗玛文化传媒化的传媒人类学本土化概念

在民族文化传媒化的研究中,民族文化产业化、文本化、数字化等“客位视角”的研究取向,遮蔽了文化持有者的“主位视角”。以文化人类学视角审视民族文化传媒化,在阿诗玛文化的传媒化观察中,相对于“在场”“嵌入”,提出“离线”的本土化理论概念。“离线”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断开网络、下线等状态,而是多民族文化经由传媒或类似传媒的其他方式,主动或被动离开其生长的乡土,以另外一种样态被重新组织、改编、呈现的过程。通过对阿诗玛文化传媒化四种类型的解析,即原生口语的传承、与毕摩文化交叠的书写传承、民间文学《阿诗玛》整编中的印刷传承和阿诗玛文化网络化的电子传承,探讨人类媒介变迁、并行共存的时代下存在着多民族文化“纯泛互渗”的交融状态。民族文化在空间维度的不断扩散、时间维度的“非线性”过程和受众维度的不断“陌生化”,是“离线”的文化内涵。     

第三部门的兴起:理论假设检视和现实原由分析

论文在对第三部门兴起的理论假设进行检视的基础上,对第三部门兴起的现实原由进行分析,认为第三部门浪潮是在全球化浪潮、新公共管理运动、政府失灵以及通讯技术和教育水平提高等现实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形成的。第三部门的兴起是具有必然性的现象,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应对。     

修好农村公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坚实基础

农村公路建设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调整农业结构、保障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基础条件,也是完善我市公路运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全面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步伐。“十五”期间,我国农村公路建设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农村公路建设投资力度之大、增长里程之快、经济社会效益之好是前所未有的,成为交通发展的突出亮点和农民群众直接受益的“民心工程”,为社会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就茂名来说,“十五”期间,全市新、改建农村公路2259.5公里,其中三级以上硬底化县道528…     

日本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以首相和农业保护三集团的相对影响力变化为中心

纵观近20年来日本签署的EPA,2013年以后其对象国层次和农产品开放程度显著提高。基于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以日本首相和农业保护三集团(农林族议员、农林官僚及农民组织)之间的相对影响力为中心,考察自民党政权(2000年4月—2009年9月)、民主党政权(2009年9月—2012年12月)及安倍晋三再度拜相后的自民党政权(2012年12月—2020年8月)的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的演变发现,随着"1955年体制"被首相官邸主导模式取代,日本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由共识型决策过程转为专断型决策过程,是引起上述两大变化的内在原因。安倍辞职后日本是否会延续专断型决策过程,还需进一步观察。     

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及其与婴幼儿照护支持的关系

落实"三孩"生育政策,重在加强配套支持措施。以6省市19 363个婴幼儿家庭为调查对象,探讨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及其与婴幼儿照护支持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普遍期待生育两个孩子,"三孩"生育意向不高,但生育计划较明确,且不同家庭生育意愿存在差异;在家庭获得的婴幼儿照护支持中,安全性支持供需不匹配,关系性支持总体较佳,成长性支持上期待减少宣传、增加婴幼儿游戏场地和普惠托育服务;此外,婴幼儿照护支持显著影响生育意愿,尤其受到经济成本、时间精力及孩子成长相关因素的影响。建议关注家庭生育意愿低迷现实,尽快完善生育经济支持政策,健全生育休假制度,提供配套儿童活动设施和托育服务资源,以减轻家庭后顾之忧,更好地释放生育潜能。     

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认知偏误与政策偏差

“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是党中央在前期生育政策调整效果不彰的背景下所提出来的战略决策。然而,从国际经验以及国内研判来看,鼓励生育政策对于未来中国生育率回升的预期效果可能十分有限,这与其中两类政策偏差密切相关。一是群体瞄准偏差,即对低生育率的认知偏误会使生育配套支持措施过度锚定在“不敢生”群体,却忽略“不想生”“不能生”与“不让生”群体,致使刺激生育率的效果不佳;二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生育责任的定位偏差,即形成一种认知偏误,认为低生育率主要是国家责任未尽全或未尽好所致,个人与家庭因此有“充分理由”豁免生育责任,结果是政府在承担越来越多生育成本的同时,不仅加重财政和纳税人负担,而且刺激生育率回升的政策目标远未能实现。针对这两种政策偏差,未来我国在鼓励生育政策中首先应明确国家、社会、市场、家庭与个人在生育、养育与教育上的责任定位;其次要营造有利于生育率回升的文化观念,采取适度配套支持措施,启用温和间接惩罚措施;再次应尽快明确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