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主体不平等的跨国界河流水资源分配的破产博弈研究

基于破产理论和讨价还价博弈,构建水资源分配的破产博弈模型。借鉴国际水法,构建主体在水资源分配谈判中的议价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将议价能力运用到破产博弈模型中,突出主体在水资源分配中的不平等性,减少水资源分配量与贡献、需求量和对水资源依赖程度的非对称性;结合主体的谈判破裂点,根据主体满意度函数的联动函数寻找水资源分配的最优解,使分配能同时满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并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进行实例研究。     

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优化研究

我国高校要实现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目标,必须解决智库建设的定位、主体、内容、环境、机制等策略问题。在建设定位上,要处理好问题导向与学术导向、数量和质量、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关系;在建设主体上,要以专兼职研究人员、专业管理人才和优秀学生为主打造高校智库人才库;在建设内容上,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现实需求,坚持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对策研究和战略研究同行;在建设环境上,要积极搭建横向沟通、国际交流、成果发布平台,为智库发展营造良好生态;在建设机制上,要完善高校智库运行机制、资金管理机制、决策咨询机制和评价机制,以完善的机制推动高校智库创新发展。     

“无体之礼”：先秦礼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向

《礼记·孔子闲居》篇中记载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以"无体之礼"为主。孔子讲的"无体之礼",其实是儒家礼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看法。孔子在晚年对礼容提出批评与扬弃,一些擅长礼容的儒家学者也受到主流儒者的批驳。战国时期子夏学派提出的"无体之礼",不但是儒家礼学思想从孔子、子夏过渡到荀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环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国直至汉代礼学发展的路径。     

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机制、困境及对策——基于豫北Z村的精准扶贫实践

扶贫开发是一个从中央到村庄"一竿到底"的系统工程,治理目标逐级行政发包,最终的实践执行者就在以县为主导的基层体系内。能否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样态。研究发现,基层扶贫主体可概括为乡镇驻村工作组、县直帮扶责任人、第一书记及村两委四大类,各扶贫主体的扶贫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既包括自上而下的体制压力,又涵盖自下而上的村庄"倒逼机制";其互动机制表现为合作中的"策略主义"及压力考核下的"避责"逻辑,这与精准扶贫实践形成一种"互构"。另一方面,在分析精准扶贫实践的困境基础上,文章认为应突出第一书记在基层扶贫实践中的"桥梁"功效,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营造扶贫帮扶的"造血"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扶贫。     

2017年中国高等教育十大事件评析——“高等教育大事年度盘点”学术沙龙本学术沙龙

2017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十大事件：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推进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公布,开启高等教育新征程;"新工科"建设研讨会在天津大学召开,60余所高校共商"新工科"建设愿景;改革人才发展机制,引导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职称评审权下放,推动高校"放管服"改革;最新版高等教育质量"国家报告"出台,为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参照系;建立师范类专业认证制度,推行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实施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促进管理科学化、人性化;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名单揭晓,学习宣传黄大年先进事迹;遏制不良"校园贷"现象,推动正规金融机构服务高校。本文梳理了这十大事件,作者以学者身份主持讨论和点评,讨论者从不同角度对各大事件进行多元化的评析,从而多维度地呈现了2017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前沿动态,回顾和思考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轨迹。     

弗雷格-吉奇难题及其解决方案论析

“弗雷格-吉奇难题”是当代元伦理学非认知主义理论面临的难题,它表明非认知主义不是行之有效的道德语义学理论。非认知主义者试图通过修补其语义学理论来解决这一难题,一些同情非认知主义的哲学家也希望通过“紧缩论”等办法来帮助解决问题,但研究表明这些方案均不成功。     

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城乡“二元”结构

通过引入城镇化和城乡“二元”变量,拓展了能源消费分解的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LMDI),将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分解为城镇人口规模、乡村人口规模、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乡村居民收入水平、能源强度、能源供给率、城镇居民能源消费结构、乡村居民能源消费结构和城镇化9大效应,发现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效应对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的增加贡献最大,而乡村人口规模效应对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的减少贡献最大。通过对中国城镇化与居民生活能源消费耦合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与城镇化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最后,从提高燃气管网覆盖率、加大对节能家电购买的补贴力度、制定和完善居民区建筑节能标准等方面给出减缓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增加的对策建议。     

遗产化实践与非遗的意义生产和共享——基于佛山“行通济”民俗的考察

近百年以来,中国的传统民俗经历了一个遗产化过程。以佛山“行通济”民俗为例,在文化、经济、社会的变迁和转型过程中,其文化内涵经历了从求子到求财到慈善的变化,其文化价值则经历了从俗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公共文化产品再到城市文化名片的变迁。民俗的遗产化实践实际上是一个适应时代变迁的文化意义生产和共享的过程。当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正视这一持续进行的遗产化实践进程,不断对非遗进行适应时代发展的意义生产和共享,方能使其得到可持续的活态传承。     

论晚明士人的“尊女”观

晚明士人“尊女”观集中体现为李贽“男女平等”说和士人“女胜于男”说。两者在其构建路径上都存在挖掘女强典范来对比男弱的思维取向。士人“女胜于男”说旨在彰显女性崇高的道德和行为,有从两性道德向日常生活层面拓展的过程,也是明代士人“尊女”观影响逐步加深的表现。李贽“男女平等”说是明代士人“尊女”观走向伦理纲常对立面的结果,亦反映出明代国家与社会思想领域动态统一被打破,社会思想独立性的凸显。对李贽“男女平等”说既不能脱离时代和历史发展去过誉和捧杀,也不能过于强调封建社会的本质而忽视其进步性。     

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

明代士大夫能够认可商人、商业的社会功用,肯定经商治生满足家计的合理需求与资国通货的正当价值。还有士大夫从“尽心”视角出发,着眼于商人在裨益社会人生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主张四民“异业同道”,阐发“义利相通”理念。他们以是否践行社会“公义”作为考量商人道德事功的尺度,尤为看重其理财经世才能。此外,一些士大夫鉴于商品经济过度膨胀导致的不良后果,对弃农趋末、竞财嗜利等不良世风亦提出严厉批评。总的来说,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表达出他们试图协调农商混合经济使之与帝制体系相适共生、互洽并荣的思想倾向,这种态度也是合乎中国帝制农商社会常态发展逻辑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