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使义“把”字句的句式语义

借鉴"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的理论来分析致使义"把"字句的整个句式语义,可以发现致使义"把"字句中作为施事或当事的"把"字宾语却具备了"原型受事"的"非意志性"、"变化性"和"受动性"特征。     

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第二版)补正

对陆谷孙先生主编《英汉大词典》(第二版)的疏漏,文章基于严谨、苛求、坦诚的治学态度予以补正。     

一类接续性拷贝式及其相关格式的语用考察

一类接续性拷贝式"A是A,B是B"格式(以下简称"是"格式)是一类评价性很强的固定格式,其基本格式义在世界很多语言中都存在,而汉语中的"是"格式,除了基本格式义以外,还能在更大的语篇中发生格式的语义偏移.根据该格式突出的语义色彩,可将其分为中性"是"格式(基本格式)和褒义"是"格式(偏移后的格式)两类,后者是前者在一定语境下发生语义偏移后得到的汉语特有的语义类型.     

生命义名词的语义特征分析

从名词加量词角度分析，汉语中“生命义”名词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生命义”名词一般能带个体量词，但绝对不能带度量词，另外所搭配动词是“自主”动词的典型形式，它的所指是强“个体性”、有较高生命意志的事物。倾向于加个体量词与绝对不能加度量词，已初步成为“生命义”名词的形式“标签”；事物生命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强“个体性”，名词的“生命义”与名词在“空间义”方面的强“个体性”特征相对应，以及与强“自主”的行为性特征相对应；“生命义”、强“个体”义、强“自主”义，是一种跨越了词类层级的、而在语法的释义世界中自成系统的、具有相随性的一组意义。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英语it非人称构式的语义生成机制研究

Langacker的循环控制模型只解释了英语it非人称构式的识解情况,没能说明其构式义形成的内在机制。在对it非人称构式义形成机制进行诠释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构式义形成时的顺序扫描,而且还要注意各构式成分之间的层级关系。根据Langacker的自主-依存联结理论,it非人称构式中的谓词作为依存成分首先启动了构式的组配过程,导致了it与述谓成分的结合,继而与补语小句组配,在此过程中主要焦点成分与次要焦点成分的互动决定了述谓成分应为表示义务、评估、认识等评价性词汇;补语小句借助it的桥梁作用成为构式实际的评价对象,故其意义应具有事体性和抽象实体性;it主语承袭了补语小句的意义成为述谓成分的直接评价对象,其意义应具有最小有指性和最大空泛性。主语it在功能上充当构式的场域凸显了述谓的句法地位,加强了述谓判断的普遍可接受性。     

"V一N"与"用N V"结构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从句法和语用角度分析了＂V—N＂与＂用N V＂格式,探讨了它们的差异和区别。现代汉语中类似于＂踢—脚＂、＂切—刀＂的＂V—N＂格式可以转化为＂用脚踢（—下）＂、＂用刀切（—下）＂的＂用N V＂的格式。但是这种转换是单项的,两者存在许多相异之处：格式对句法成分、相关句式都有特定要求;语用上存在着工具义隐现与否、语体风格的差异以及有无焦点的区别。     

汉语、蒙古语中的身体行为动词与言说义

在汉语中,有近百个身体行为动词都能够引申出言说义,在蒙古语中这类动词也有同样的表现。虽然这类词义演变在两种语言中都存在,但又有不同。本文从语义和结构的角度比较了两种语言中这类动词的成类引申。     

上义词与下义词的选用

上下义关系反映了词语间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上义词代表的概念与该词的下义词构成语义场。不同语言的词汇间存在着不对应或空缺的现象;同一语言中,同一词在不同的语义场具有不同的意义,翻译时应视实际情况灵活选用对等的词语。此外,上义词有时可与其下义词构成同义语义场,选词时应考虑词的文体色彩和准确性要求。     

补《同源字典》六则

文章以现代音义分析法论证了六组同源词,即:该与垓同源,词源义是具备;讓(让的繁体)、攘与禳同源,词源义是推;誉与举同源,词源义是称举;诐、皮、披、破、簸与铍同源,词源义是破析;诐、坡、波、颇、陂与跛同源,词源义是不正;讦、揭、楬和碣同源,词源义是高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