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齐民要术》新生复合词中的同义词

《齐民要术》是中古时期口语性较强的一部农业科技著作,书中使用了较多复合词,有的复合词意义相近或相关,彼此聚合成群,形成了不同的同义词词场。这些同义词词场中的复合词在构词上都有相同的特点：即构成复合词的两个语素单用时意义相近或相关,这样的复合词应是当时的语言社团根据已有的并列式构词法创造的新词。在汉语词汇的历时发展中,《齐民要术》中使用的同义复合词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结果：由曾经常用的单音词作语素构成的复合词或易于通过隐喻机制形成新义的复合词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生命力相对较强,在竞争中也相对较容易发展成汉语中的常用复合词;使用频率低或难以产生隐喻引申义的复合词很容易退出语言交际领域,从而成为汉语词汇历史发展中某阶段的陈迹。     

致使义“得”与致使性“得”字补语句

通过对古代汉语语料库的检索分析及汉语方言材料的佐证,认为致使性"得"字补语句有两个来源:一是致使义"得";二是词汇手段使动用法衰落,使成式出现。特别是隔开型使成式和"V+使令动词+C"用法的出现,给致使义"得"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句法位置,从而促发了致使性"得"字补语句的产生。而从生成语法轻动词理论角度来看,致使性"得"字补语句中的"得"可看作使役轻动词。     

释“刚”

"剛"字的甲骨文形体,其繁形从网从刀从牛,会用网和刀捕杀牛之意.在词的发生层面上,"剛"字的本义域构成为用工具捕杀[义素(1)]性情剛烈倔强的[义素(2)]公牛[义素(3)]."剛"的词义系统的形容词系列,应以"刚直;倔强"义为起点.《说文》"剛,强断也"的训释不确.     

同义义场义位的配价研究

主要依据商务印书馆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对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张斌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邢福义主编的《现代汉语》、杨润陆编的《现代汉语》、唐朝阔、王群生主编的《现代汉语》等6部高校教材中所收同义词的配价情况进行穷尽性研究,得出结论：两个或以上义位的本体和本体之间、本体和变体之间、变体和变体之间,均可构成同义义场。因此,我们研究同义义场,应该明确是此义位的哪个体与彼义位的哪个体构成同义义场。词性不同的各个词,不能构成同义义场,因为在语义领域,它们的主要语义特征不同。无论是哪一种同义义场,属于同一同义义场的各个义位的本体或变体,它们的配价都是相同的。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从《大略》篇看荀子的义利观

读《大略》可以看出,荀子已经发现功利主义和道义主义是人类两种最基本的行为取向,两者相互斗争,其势力消长关系着社会的安定与动乱,人可以参与并调节两者的矛盾运动。他主张人为地助长道义主义,通过“以义克利”的过程而实现“义利两有”。他把其义利观贯彻于他的天人观、教育观、认识论和治国论中,形成了精神激励、利益驱动、权利制约三种手段并用的综合社会治理思想,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亦带有理论偏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占筮”到“德义”——据帛书《易传》析论《周易》解释的视域转换

早期易学解释的视域,存在着一个由"占筮"到"德义"的内在转化过程,这在马王堆帛书《易传》中有较明确的体现。《周易》本源于占筮活动,早期巫史多将其用于占筮实践。随着人文理性的崛起,占筮活动逐渐纳入丰富的德性、义理内涵而转成为"德占",《周易》也被赋予涵盖一切的哲理内涵。后来的儒者完全摒弃《周易》的占筮之用,将其看成圣人之"遗言"或教导,以一种较为彻底的"德义"视域实现了《周易》之经典化、文本化。     

浅析对外汉语模糊义数量结构教学

本文探讨对外汉语教学中表模糊义数词、量词和数量短语等数量结构教学存在的问题及针对这些问题应该采取的教学对策。关于模糊义数量结构教学存在的问题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学生偏误现象;二、教材问题。关于教学对策的探讨,也从两个方面分析:一、补充相关知识点;二、分层级教学。     

致使义“把”字句的句式语义

借鉴"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的理论来分析致使义"把"字句的整个句式语义,可以发现致使义"把"字句中作为施事或当事的"把"字宾语却具备了"原型受事"的"非意志性"、"变化性"和"受动性"特征。     

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

1931年的水灾是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天灾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为此特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简称“国水委”)。该文主要考察国民政府这一新设的救灾行政机构的特征与民间义赈的关系;从中国荒政史的角度,分析南京政府时期救灾行政体系的特点,进而联系民国史的研究,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国家权力(官赈)与社会势力(义赈)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