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不断提高决策咨询工作质量 学习《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研究与思考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通过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指出，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决定》还指出，改善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加快社区建设步伐 促进养老事业发展——来自金阊区的调查

金阊区位于城区西北部，全区面积37平方公里，设5个街道办事处，人口23．4万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33297人，占总人口14．2％。近年来，我区认真贯彻上级加强社区建设和发展养老事业的文件精神，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目标，以积极推进社区建设为动力，加强社区建设领导，加大社区硬件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发展养老事业，以社区建设促进养老事业发展，以养老事业发展推动社区建设，为三个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研究

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党中央在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之际,在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为促进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文章通过文本分析法梳理了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的背景和会议主要内容,尤其是对会议召开之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与前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既一脉相承,又有自己的特点,如强调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加强党的建设这三大任务并重;巩固边疆、富民兴藏;注重调整经济结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继承和发挥“老西藏”精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等等。这些治藏措施对丰富和发展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重证据法"视域下的早期孔子形貌书写研究

传世文献叙述孔子形貌,起源于先秦,在"四十九表"和相关民间传说中逐渐定型.作为第一重证据,早期文献中的孔子形貌叙述,奠定了以彰显神圣性为目的的异相化书写和以一定的逻辑、理性为基础的文学修辞这两种传统.后世对孔子形貌普遍持有异相化的认识,究其原因,既有对神圣异相传统的继承,又有对理性修辞传统的误读.海昏侯墓孔子衣镜所载文...     

“共同富裕”内在逻辑的“五个统一”

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如何行之有效地实现共同富裕,是值得深思的理论探索问题,只有从理论层面梳理清楚共同富裕内涵的逻辑关系,才能更好地在实践层面推进。故而要想共同富裕之路走的畅通,行的稳健,则必须要坚持其内在逻辑的“五个统一”,即坚持政府统领和市场自主相统一;坚持理论探寻和实践深化相统一;坚持制度规范和道德引导相统一;坚持重点示范和全面推广相统一;坚持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相统一。只要处理好共同富裕内在逻辑的这五对辩证关系,全党同向,全民同心,就一定能够实现与我国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民拥有更多获得感、喜悦感、幸福感的共同富裕之梦。     

融会贯通: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精神引领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议”是党内长期适用的规范性文献,是党史学习教育的纲领性文献,是思政课教学的指导性文献。把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精神真正融会贯通到高校思政课中,长期有效发挥其独特育人作用,需要从融贯价值、融贯内容、融贯实践三个层面进行把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两个结合”的递进发展逻辑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出“两个结合”的方法,进而突出强调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可以转化为学理研究的方法,以此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可以发现其具有明显的周期性、阶段性特征。在1949年前与1949年后的两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均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进行“第一个结合”,后一阶段主要进行“第二个结合”,且两个阶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递进发展关系,推动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政治上实现了突破性发展。揭示这一规律,有助于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当代内涵。     

新媒体中宣传思想工作阵地的内在逻辑探究

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为宣传思想工作持续开拓新的空间,创造出党与人民血肉联系在新媒体中的新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工作阵地的重要论述,明确了阵地与阵地意识是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依托。构建新媒体中宣传思想工作阵地的基本逻辑是“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实现网上网下的空间布局,强化互联网思维,从而构筑坚实阵地的基础,形成宣传思想工作阵地的同心圆,以“时、度、效”为方法论,厘清新媒体中宣传思想工作的内在逻辑,推动网络实现从“最大变量”向“最大增量”转变的根本目的。     

“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在决策西部大开发的前后

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直接关系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50年来,国家对西部地区有过多次大动作：第一次大动作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骨干项目156项,就西部来讲,仅陕西和甘肃这两个省差不多就有40个项目。第二次大动作是“三线”建设,差不多经历了三个“五年计划”,国家投入了2050亿元,其中有几年的投资几乎占了全国总投资的一半。第三次大动作是在70年代初,中央决定引进一批石油化工和冶金工业重大成套项目47个,其中23个放在西部。第四次大动作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中部进行的三峡、小浪底、二滩等特大型水电项目,油田、油气田的开发,煤炭基地,南昆线、南疆线等铁路项目建设,还有通讯、航空方面建设。国家这四次大的举措,为西部开发奠定了一定物质技术基础,创造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在这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期,党中央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充分发挥这些地区市场潜力大、自然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为加快全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广阔的空间,为东部地区发展提供市场和能源、原材料支持,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迫切要求,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