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深处是歉疚和忏悔——论《秦腔》中的引生和白雪

在《秦腔》中,引生只是一个旁观者和叙述者,白雪才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经由对于白雪的美、无辜、孤独和悲苦的刻画,寄托着作家对于既往岁月的歉疚和忏悔,这是作家的“心迹”。研究者的矛盾在于,既高度肯定小说“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又带着寻求“规律”的眼打量这部作品,很难真正接受生活无尽的偶然和枝蔓。     

心迹·突围·和谐——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动力机制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动力机制是一个新的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家文风的改变,主要是由于其创作动机的变化,即个体精神的困惑压抑和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其文学创作的最主要的动力。     

从梅花意象看吴藻的逃禅心迹

女词人吴藻的一生由饮酒读<骚>到避世逃禅,心迹之演变在古代女性文化人中颇具典型性.本文由梅花意象与净土意识之渊源入手,通过对吴藻前、中、后期梅花词所流露出的禅意之淡浓浅深的对比,探寻吴藻心态变化之轨迹、情感流走之脉息,并通过内在心理动因和外在文化环境诸因素分析词人避世逃禅心迹之所以借梅花意象作表征的原因.     

从“设论”系列看汉代文人隐逸心迹

汉代文人的隐逸心迹往往会投射到文学创作之中,设论是汉代文人常常用来发愤以表志的文体,其中蕴涵着比较明显的隐逸之志。通过这类作品,可以看到,从东方朔、扬雄到崔寔、蔡邕等,由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及个人际遇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心理上经历了一条从身仕心隐到离世绝俗的隐逸之路,表现出由儒趋道的渐变。     

从梅花意象看吴藻的逃禅心迹

女词人吴藻的一生由饮酒读《骚》到避世达禅,心迹之演变在古代女性文化人中颇具典型性。本文由梅花意象与净土意识之渊源入手,通过对吴藻前、中、后期梅花词所流露出的禅意之淡浓浅深的对比,探寻吴藻心态变化之轨迹、情感流走之脉息,并通过内在心理动因和外在文化环境诸因素分析词人避世逃禅心迹之所以借梅花意象作表征的原因。     

董其昌书法美学与艺术风格论析

董其昌崇尚王阳明心学，同时又信佛参禅，他将心学和禅宗哲学融会在书法作品之中，使其书法作品清淡中见幽远，娟妙中含虚和，成为他心灵的轨迹。董其昌以禅论书，把质朴无华、平淡自然作为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书法艺术风格。董其昌在艺术理论上建树颇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假问”与“托迹”:《论语》的一种经典诠释法

《论语》中有一些关于孔子弟子弊言弊行的记载。围绕有关人物“心”“迹”之间的冲突,经学史上曾有过多番的辩解。就“宰予昼寝”一事来说,魏晋学者以“假问”与“托迹”为思路,将其中宰予和孔子的言行诠释为“假托”。详循其间的诠解方法,可以追至魏晋的言意之辨。在引入经典人物“心”“迹”问题后,言、意问题的思考重心逐渐转至对真与假、虚与实的辨析,并将“意”之探寻转向圣贤之“心”的体悟。“假问”与“托迹”作为一种经典诠释法,在疏解经典诠解困境、拓宽诠解空间外,亦有助于重审儒家经典之性质,构建出一条理解圣贤的“心”学进路。但此种诠释法也存在着走向寓言式解读的风险。     

试论林徽因的情诗心迹及其意象对象

林徽因一生共写了七首情诗,其中《那一晚》、《仍然》、《深夜里听到乐声》、《情愿》是为徐志摩作的"组诗";《别丢掉》、《雨后天》、《忆》则是为金岳霖写的情诗。这些诗是诗人情感历程的真实写照,而非虚构的意象对象。     

仇远《无弦琴谱》梅竹意象涵蕴剖析

在<无弦琴谱>缥缈清幽的词境里,仇远对故国的拳拳诚挚之情、出仕后内心的挣扎、苦闷和落寞,表现得隐约、曲致、深婉.缘此,仇远词中的梅竹意象,除了传统意义中固有的坚贞、高洁的理想人格、君子操守之外,又潜藏着一种不被理解的落寞和忧伤、欲言又止的隐忍与沉郁,以及心迹不为人知的苦恼和幽独.     

魏晋南北朝《孝经》学中的爱敬之论及其影响——以皇侃、刘炫为中心

在《孝经》中,爱敬指的是子女对父母的两种情感。郑玄紧密结合“五等之孝”的结构阐释爱敬之理,将二者视为通向孝教的人情基础,是汉代《孝经》学的典型。魏晋南北朝的《孝经》学将爱敬理解为普遍的个体情感,产生了“心迹”之分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讨论旨在探究爱敬是否皆为自然的人情,有两种典型模式：第一,以皇侃为代表的爱敬各有心迹说,将爱敬都理解为自然人情,延续了汉代《孝经》学的基本思路;第二,以刘炫为代表的爱心敬迹说,只将爱看作自然人情,敬来源于外在人为的培育,背离了《孝经》对人情的定义。爱心敬迹说不是《孝经》解释史中的主流,但它对唐代忠孝、君父合一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影响,体现出《孝经》性质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