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孤花 墙角明如许——龚自珍的“尊情说”述评

“尊情”是龚自珍论诗的核心,是他在批判封建“衰世”的“少作”遭到卫道者围攻后,对“情”与诗的古训反思的结果,其间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孕育过程。其内涵包括写真情、显个性及“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三个方面。尊情即尊重自我,尊重人,在思想上表现出反理学的精神及朦胧的个性解放要求,对传统的“个性论”是个突破,也与“温柔敦厚”的诗教大异其趣。它对明清进步诗学观念有所继承,又与之有所区别,在鸦片战争时期独树一帜。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     

词心说

"词心"虽系晚清词论家提出的一个词学范畴,但却揭示了唐宋以来词人在创作中独有的心理状态:或"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或出于至情至性,所谓"不能不尔"。正是由于这种种"赋情独深,逐境必寤"的词心表现,才可能创作出与诗、曲、散文等其他文学样式不同的具有独特美感的词情词境。     

李泽厚美学体系质疑

1950年代,李泽厚将黑格尔的“理念”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进行了成功的嫁接,实现黑格尔的唯物主义化。1980年代他把康德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加以唯物化,以适应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需要。这就是李泽厚的“移花接木”法。李泽厚哲学是工具论哲学,它是起点,也是贯穿其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线索。中期李泽厚提出建立主体性哲学,后期又提出“情本体”。进一步强调了感性、偶然性和情欲论,但是,“情本体”和“工具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张力结构。因此,工具论在学理上桎梏了他学术发展的潜力,使之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为了突破这种理论上的尴尬局面,李泽厚把马克思主义与康德三大批判相互参照,用马克思的实践观和历史观来改造康德的先验主体性。李泽厚试图将“先验”变成“历史”,这历史不是黑格尔所言的“总体历史”,而是具有人类社会实践的具体历史。他同时要推翻两个哲学家,真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由此导致李泽厚的“主体性”变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哲学概念。概念语义之间经常产生矛盾,相互抵触,貌似严密,实际上逻辑欠缜密。虽然他自己生造的词语很多,但还是掩饰不住内部体系的紊乱。     

今日情，明日债

1 我从厨房的窗户里,看见溪安一脸倦怠地经过堆满青菜和馒头的小摊,却并没有像往昔那样,顺手从小贩手中接过三个馒头,便知道,那笔钱这次又落了空。     

“三言”的悲剧冲突──兼与唐传奇比较

与唐传奇作品相比,“三言”中的爱情悲剧作品在对悲剧冲突的认识和反映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广泛地反映了“情”与“礼”的冲突．而且还反映了“情”与“欲”的冲突．且具有相当的自觉性。     

"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王阳明的经典诠释学

作为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以千古不易之"心"取代了宋儒的"天理",从而建构了其心学道统。在此背景下,王阳明的经典诠释以"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为总体原则,其基本内涵则是对传统的读书求道观念的反叛,而要求以经典为吾心之印证。为了使得经典可以与吾心相接,阳明以"良知"为心之本体,从而使得释经者与经典在心之"良知"的本体层面达到彻底的"视域融合"。由此阳明得以将"致良知"作为理解与解释经典的"权衡",进而将明代的"二十四民"全部纳入经典诠释的对话对象之中,最终开启了明末以情抗礼的社会风尚。     

沈际飞《草堂诗余四集》评点叙论

沈际飞在《草堂诗余四集》中表现出多样的批评观念,其主要有五:一是主张以情为本,以情感抒写作为评判词之高下的首要标准;二是强调词之雅性,以情感真挚与否作为区分词之雅俗的重要准则;三是重视自然,反对雕饰,讲究情感抒发、结构行文、语言运用都要天机自运;四是倡导翻新出奇,提倡在仿拟中创新;五是讲究字句章法,注重格调韵律,反对词曲之韵混用。这些观念,展示出明人关于词之创作欣赏的多维度思考,为后世词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照。     

《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多重意蕴空间——兼论抗战文艺的“情”“理”之辩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老舍对抗战大局和抗战文艺综合而深入思考的一种集中体现。它既是老舍反思抗战文艺重宣传、轻艺术的一种转向,也是他深受抗战时局之刺激和抗战建国理想的感召,思考抗战文艺如何更好地反映现实,进而为新中国的未来建设服务。在这一过程中,老舍作为文化审视和人性批判者的意识被再度激发强化。他借树华农场这一经济实体在抗战时期如何运作的细致剖析,从经济问题延伸到了文化和人性问题,也牵涉出对抗战文艺如何处理“情”与“理”之关系的多重思考。老舍的“情”“理”之辩,融合了他对抗战社会内在运作机制的犀利观察,实践了他对抗战文艺如何切实突进现实与生活的新思考,也寄托了他对抗战文艺淬炼民族文化传统、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殷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