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碎片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 ——以Z市J区Y镇为例

以耕地“非粮化”面积达90%以上的Z市J区Y镇为案例,研究了政策碎片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研究发现,“单兵突进”的征地拆迁政策、“效力渐弱”的种粮补贴政策和“前后矛盾”的地方产业政策都是影响耕地“非粮化”的重要因素。建议从整体性视域出发,采取构建整体性政府行政机制以恢复农田系统、补贴政策由“种粮”向“收粮”转变、强化系统治理以统筹产业发展与耕地保护等治理对策,以有效解决耕地“非粮化”问题。     

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群际接触的 作用机制及当代启示 ——基于高甲布努瑶歌文本的研究

高甲布努瑶歌文本是瑶族用壮族古壮字传抄并以北部壮语方言为主要演述语言的民间口承文献。桂西北壮汉瑶三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征为群际接触提供重要场域,也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空间基础。受接触场景中政治、交通、经济与教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的群际接触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接触情况,其群际接触的中介变量包括群体间的依存关系、群际互动、群际情绪和认知因素等,这些中介变量所凝练出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推动民族交流交融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水平测评与干预——以贵州省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具有其特殊性,相关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通过随机和分层抽样法,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选取100名学龄前流动儿童及21名学龄前非流动儿童作为被试,进而运用儿童入学准备综合测评工具对被试进行逐一测评。研究结果表明:非流动组和流动组儿童入学准备水平总分(M非流动组=40.95±6.88,M流动组=31.17±8.96),即非流动组入学准备水平总分高于流动组儿童。在入学准备的5个方面测试上,流动组在动作技能维度总分略高于非流动组,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学习方式、认知与一般认知、情绪与社会性、言语能力等4个维度,流动组均低于非流动组且存在显著性差异或边缘显著。针对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中存在的问题,需加强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扶持,充分利用家庭资源,坚持普及学前教育,持续推进普惠性幼儿园建设进程,完善学前教育入学准备评估体系。     

20世纪30年代台湾“民族自决”论评述——以《新东方》《新亚细亚》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加紧侵华,中日矛盾上升,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国人对台湾的关注逐步升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创建于30年代初的《新东方》《新亚细亚》两份刊物。它们在“东方革命”与“新亚细亚主义”的口号下,刊发了不少有关台湾问题的文章,其内容包括回溯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揭露日人对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评析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思考大陆人民应如何回应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等,集中体现了当时国人对台湾的认知水平与基本观点。这一时期国内知识界依据“民族自决”的理论,将台湾视为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同道,公开提出团结“台湾民族”抵抗日本殖民统治。“民族自决”的反帝反殖民理论在抗战期间得到进一步完善发展,其对“台湾民族革命”“两步走”的解释,揭示了所谓“台湾独立”只是相对日本殖民者而言,其最终目的仍是回归祖国。而“台湾民族”的提法同样源自“民族自决”理论,有其特定的时代与政治意义。“民族自决”论深化了国人对台湾的关切,连接了两岸的抗日革命运动,更为之后的光复台湾埋下伏笔。     

陶孟和笔名考

陶孟和是现代著名知识分子,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也是“五四”前后至1930年代思想舆论界的重要成员,一生著述宏富,涉及社会、教育、历史、文化、经济、国内国际政治、心理学、新闻学、图书馆学等领域。考证陶孟和的笔名“明生”“AB”“梦和”,以及陶孟和以此三个笔名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并考辨一些工具书中关于陶孟和笔名的错误,这对于研究陶孟和以及相关报刊和民国时期思想文化史,都是不可缺少的。     

论维特根斯坦的“内在关系”——从“图像论”到“语言游戏说”

维特根斯坦“关系”思想的理论贡献在于,首先他澄清了“概念”与“对象”的区别,结束了“关系之争”中各方关于内、外在性问题的“拉锯战”。其次,在后期的“语言游戏说”中,他对内在关系的讨论又跳出了前期符合论的框架,将内、外在关系统一到生活实践中。维特根斯坦从语言切入,把“内在关系”解释为一种语法关系,其独特内涵在于,内在关系无中介,它产生于实践,并且无个体与共同体之分。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关系”思想的基础就是“语言”和“实践”,揭示出这一点有助于从深层解读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维特根斯坦从认识论层面展开的“关系”思想与罗素从本体论层面对“关系”的探讨形成互补,在追溯关系哲学的形成与发展时,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不可忽视。     

晋察冀边区的“三三制”村政权建设

村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石。晋察冀边区经1938-1940年村政建设,广大乡村实现了由村长制到村民委员会制的过渡,大批抗日人士走上了村长的岗位。为推进全民族抗战和边区民主建政进程,1941年之后的晋察冀边区村选贯彻了"三三制"思想,在更加扩大的民主范围和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村政建设。村级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建设,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政权观日渐成熟。它适应了全民族总动员的抗日斗争的客观需要,适应中国社会阶级构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国情,使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代表进入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行使议政从政的权利,促进了乡村社会治理,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乡村民众的抗日救国积极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村政建设积累了经验,树立起了"模型"。     

空间嵌入视角下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形成与发展——新疆塔城哈尔墩社区的个案

文章基于新疆塔城哈尔墩社区的田野调查,从空间嵌入的视角对该民族互嵌型社区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即社区的生命史进行描述和分析。调查发现,该社区的生命史反映了清末以来各民族人口向塔城迁移汇聚的历史进程,是塔城各民族由“小聚居”逐渐走向“嵌入”历程的一个缩影。文章认为,应加强对历史上形成并延续至当下的民族互嵌型社区的调查和研究,以空间嵌入为“起手棋”,关照社区生命史与族群生活史的互构,并将社区的小历史嵌入于整体社会的大历史中,进而从“国家—区域—地方”三个维度的互动中对这类社区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解释。     

宏大叙事与地方性阐释———以南方诸民族«格萨尔»为讨论中心

普米族、白族、纳西族、怒族和独龙族等南方诸民族中流传着丰富多彩的《格萨尔》异文,它们与青藏高原的格萨尔史诗遥相呼应、一脉相承。然而与藏族格萨尔史诗相比,它们在文本形态上呈现出对史诗宏大叙事的简单勾勒,处于史诗的萌芽状态。这些文本在角色组成、形象塑造、主题情节等方面都具有类型化、简单化、程式化的特征,保留了史诗的故事范型和核心主题。《格萨尔》在南方诸民族中的流布,是藏族文化传播和文化交融互鉴的结果,也突显出南方诸民族共同的呼唤英雄、崇拜英雄、寻找英雄、塑造英雄的文化情结,彰显了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理念和精神旨归。     

论“党媒”的“三大”核心规律及其基本关系

文章所说的“党媒”,是指中国共产党创办、拥有的媒体,是指党所领导的媒体,并主要指党所创办、拥有和领导的新闻媒体。“党媒”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为党的事业服务是“党媒”的核心任务。这样的根本性质与任务,决定了“党媒”在其历史展开中、实践活动中形成了自身特殊的内在规律。文章认为：“党媒”运行的党性统摄律、人民中心价值律、舆论引导方法律,构成了“党媒”规律的核心内容。每一规律在“党媒”系统中都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不同规律处于规律系统的不同地位或层次,每一规律的作用都有自身的侧重;三个规律之间既有内在的统一性,也有一定的相互制约性。总体上说,“三大规律”共同构成了“党媒”规律的有机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