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应当“全面”和“深化”到何种程度?——新常态与“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的战略布局

正如成年人不可能通过加餐继续长个,否则就会导致肥胖症一样,过剩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物质生产必须停止增长,人为刺激只会导致社会有机体陷入消费主义的疾病状态。随着肉体需要的满足,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就凸显出来,为满足这样的需要,物质生产必须用"全面生产"代替。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决定了改革发展的新常态,只有在这种新常态中才能理解"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的战略布局。     

浅谈托克维尔“多数的暴政”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第七章开篇就说"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绝对统治,这种统治之所以是绝对的,是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反抗不了多数。"此即为多数人的暴政。多数人的暴政是指片面地强调民主,以维护多数人的利益的为幌子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民主"不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不是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这只是片面的"民主","民主"应该是提倡多数人利益的同时也保障少数人的权益,否则就是"多数人的暴政"、就是"以多数人的名义镇压"。允许少数人不同的意见是一种美德。     

“精神底自由是最大的幸福”——梁宗岱与罗曼·罗兰

梁宗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与罗曼·罗兰有很深亲缘关系的诗人之一.在梁宗岱西学渊源的梳理中,当下学界对梁宗岱与保尔·瓦雷里关注较多,而他与罗曼·罗兰关系的研究十分缺乏,罗曼·罗兰对梁宗岱的影响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殊不知,在梁宗岱的西学源流中,罗曼·罗兰是必不可缺的重要人物.“精神自由”的诗性品格的内在契合让两人一拍即合,成为忘年之交.罗曼·罗兰的“精神自由”理念对梁宗岱的精神和道德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法文学与文化交流史上,两人的这段忘年之好的异国情缘是颇为珍贵的一页.     

论现代社会秩序的构建——以香港社会秩序为参照

香港这个人口与资源如此紧张的弹丸之地,其社会秩序不仅没有因其复杂经济社会因素陷入混乱,反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如何思考这种现代社会秩序及我国城市化运动中社会秩序形成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提出了两类不同社会秩序的理论分类并予以简要分析,分析了香港社会秩序形成的几个关键因素,指出未来我国宏观社会秩序生成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内生秩序与外部供给之间的关系。     

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研究

针对短期自由刑之弊害,为其寻求适合的替代手段是目前世界刑罚的革命性改革.在这一变革的过程中,罚金刑、社区服务和缓刑扮演着异乎寻常的角色,这些替代措施被证明对教育改造罪犯,实现罪犯顺利回归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在中国确立罚金刑替代短期自由刑制度,并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引入社区服务刑,完善中国现行的缓刑制度,以合理地应对轻微犯罪是十分现实的.     

法律的形而上学基础及其形式建构

学界对自然状态的研究认为,强力不能作为合法性的来源,相反,人被赋予的天命般的自由是一切法的合法性基础。以此为基础,任性选择与意志选择两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道德性是一切立法合法性的来源,从而构成了法律的形而上学基础。在此基础上,自由—责任—义务—法权是法律体系能够展开的形式依据。如果将法的普遍形式原则贯彻到实际生活经验中,就是具体的法律条文的来源,也即法律的形式建构。     

正义实质之历史渊考

在阐释正义的实质内容时,人们常常因为立场的不同与观点的分歧,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所有的论述均没有脱离平等与自由,通过对正义论证的历史渊考,可以进一步看出,古往今来有关正义均停留在平等与正义的纷争上,论及的焦点要么是孰先孰后,要么是试图调和两者的关系,这也彰显了正义的实质——自由与平等。     

启蒙:政治哲学的解读

启蒙时期的政治理性开启了近代政治理性主义的先河。以往的研究尚未从政治哲学高度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理性进行过整体把握。如何从政治哲学视角把握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乃是当今政治哲学研究的一大课题。挖掘启蒙时期的理性及其与当代政治哲学发展之间的关联,对于推进这一学科的系统化建设和评判现实的政治合理性不无裨益。     

自由的法哲学透视

自由既是哲学问题,又是法律问题。自由在本质上是人的一种存在状态,体现主体的意志与客观规律的统一、个人与社会的统一、绝对与相对的统一。自由是法所追求的崇高价值和根本理念,法必须以自由为前提和基础,确认和保障自由。自由的生成需要规则的限制和对限制的不断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