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封建社会政统对道统的控制

中国封建社会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政统,与以儒释道三教为代表的道统,是一种"政主道从"的关系。政统既需要道统方面的缘饰,又要防止道统势力的壮大,消除其对王权的现实或潜在威胁。为此,政统方面采取多种方式实现对道统的控制:首先是君主们通过"受命于天"的自我神化,形成对道统先发制人的优势;其次是从维护统治的需要出发,对道统进行选择和改造;再次是插手道统的内部事务,直接干预其内部生态平衡;最后,当统治者认为道统的发展对封建统治形成现实威胁时,会毫不留情动用国家的力量予以重创。     

论宽猛相济思想的流变——以汉代酷吏为视角的考察

反者,道之动,武帝酷吏政治是汉初黄老无为的反向运动,儒法合流则是酷吏政治的反向运动,儒、道、法三家思想的激荡、融合构成汉代法律思想演变的主线。法家思想先是蛰伏于道家黄老,随后勃兴,进而又受制于儒学,终汉之世被笼括于一个更高层面的价值体系之内,宽猛相济,应世而变。酷吏是汉代法律文化的承担与创造主体之一,其盛衰变化与汉代法律思想的演进有着密切关联。因此,以酷吏为视角考察汉代法律思想的流变能够动态地阐明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进程。     

山川作为他者——山水画论与山川崇拜

中国古代的山水画以及山水画论,在中国艺术史、美术史,乃至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不仅如此,从其中还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特征。山水画以及山水画论恢复并接续了上古中国山川＂圣地＂崇拜的传统。山水画及其创作理论将生生不息、连绵不绝的＂生命力＂看作是山水画的最高追求。在这种追求中,蕴含着山川在＂封建＂之前的神圣性,揭示了宇宙运行的规则和秩序。只是,山川的神圣性,并不直接体现为远古式的＂圣地＂,而更加人文化。在这种人文化的神圣性中,文人士大夫在＂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之下,或有意或无意地使得山水画发挥了接续＂道统＂的作用,而这一点又使得山川与近期关于人类学文化自觉的讨论产生了关系。     

以明道为究极:孙奇逢《理学宗传》的道统重构

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更迭时期,与社会动荡、朝代鼎革相谐而行的,是传统儒学的道统危机。面对这一危机,其时南北学人同声共气掀起一股"明道救世"的学术思潮。作为这一思潮的外在体现,以梳理学脉、传承道统为旨归的学术史著述相继涌现,遽成一道独特的学术盛景。在这一时代学术语境下,"北学重镇"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应运而出。不同于一般宋明理学史著作,《理学宗传》以一种宏阔的学术视野和超越于门户之上的"大心胸",对儒学道统进行了重构,从而在清初学界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更多还原     

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论李贽“童心说”的双重使命及内在困境

在明末名教桎梏和市民社会的催逼下,李贽为恢复儒学的真精神和探究性命下落,借用佛教“真空”观取代传统儒学的“道器”论,将性善论的“赤子之心”置换为自然之性的“童心”,通过“童心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真”的本体论地位,在心学范式下艰难维护儒学道统的同时开启了前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然而,由于在农业文明时代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李贽不仅因其“童心说”而成为儒学“异端”,还被由其催生的明清启蒙思潮所扬弃。     

道统的衰落与复归 ——以四篇《原道》为中心

《淮南子》《文心雕龙》《韩昌黎文集》《文史通义》四部著作皆以《原道》一文传世。通过文献著录、文本细读考察原道理论内涵的发展演进,并结合思想史历程、文本创生时代背景以及士人心态,探析原道思想吁求的使命担当。从广义的道统发展史来看,他们都面临着道统的衰落,却用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彰显着道统衰落形势下的复归之举。     

同向异途:文化视野中近世中日医学复古思想比较论析

17—19世纪,中日两国传统医界均出现了复古思潮。中国的医学复古思潮具有经学化特点,强调以《黄帝内经》等古代经典为理论和临床的准则。日本的汉方医学“古方派”也以复古为取向,却发掘出独特的“疾医”观念,除了认可中国扁鹊和张仲景等少数医家外,对文化意蕴浓厚的中国医经理论和后世各派医家予以一概否定,又在“去理论化”的基础上构建了从中国汉代跳跃到日本江户的医学“道统”。这一现象背后有江户儒学道统“自立”诉求的深刻影响。“复古”思想的不同倾向,左右了两国传统医学在近代西方医学冲击下的反应模式和存废结局。这对思考文化与医学的关系有深刻启迪。     

儒家文化精髓的辨识与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

中国经济学的范式构建不能局限于对具体实践的经验总结,更主要是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这就需要为中国经济学范式构建坚实的社会和行为基础,其中的关键则在于辨识儒家文化的高次元精神和低次元具象。高次元精神是指具有高度自觉、自我改造和批判性反省特质的精神,但这种具有生命力的高次元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蜕变为低次元的社会具象;相应地,普罗大众往往会被这种社会具象所遮蔽而认识不到高次元精神,对文化传统持完全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剖析的三个典型例子显示,对待传统文化不能抱有历史虚无主义,不能以现在的认知和制度去苛责古人。西方社会的学术和理论根植于西方社会的时代背景和西方人的文化心理,中国经济学人不应热拥西方主流经济学而极力否定中国经济学的独特性,应将现代经济学理论嵌入到儒家文化和行为机理之中,构建具有极强洞察力和生命力的中国经济学范式。     

《春秋》“第四传”何以形成?--从道统论看《春秋胡氏传》的经典化

从道统论的视角,探讨胡安国《春秋》学的批评史,以及《春秋胡氏传》的经典化历程,发现程朱道统的追述与建构,对胡氏学地位的上升有促进作用。特别是朱子对胡安国"义理正当"的评定,体现了其在建构《春秋》宋学理论范式上的意义。考察从南宋到清初的《春秋》学史,可见后儒继承着胡安国对《春秋》大义的理论阐发,亦可见朱子《春秋》学的影响和以程、朱修正胡氏的思路。实际上,胡安国《春秋》学地位的确立与儒家道统的建构有关。"程-朱"道统谱系追述与续接,是具有经学范式意义的"胡氏学"确立其理论特性的思想基础,也是《春秋胡氏传》经典化为《春秋》"第四传"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