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国际科技合作绩效影响机制研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我国国际科技合作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如何抓住新发展格局下的机遇,突破“瓶颈期”,从而最大化促进国际科技合作,这对成果转化与技术转移显得尤为重要。为探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国际科技合作绩效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基于问卷调研数据,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科研条件不仅对合作绩效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还可以通过合作意愿、合作行为的中介效应,以及两者的链式中介影响合作绩效,此外,国际科技合作的政策环境能够负向调节科研条件对合作绩效的正向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提升国际科技合作绩效的相关建议。     

“双减”背景下形成性评价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强化对策

本文阐述“双减”背景下,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亟待提高,使学生得到全面可持续的发展,从根本上为学生减负。形成性评价是提升生物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驱动力,为此,高中生物教学通过精细化的评价方案、全方位的反馈信息、多元化的评价主体、自主性的评价意识强化形成性评价,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     

高校基层管理育人实践研究——基于“支部建在连上”思想的融入

高校基层的管理育人实践对学生的影响直接且深远,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其重点在基层组织的管理育人实践。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基层组织建设思想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将“支部建在连上”思想融入可得出一个新的管理育人模式：“党支部-团组织-班集体-寝室”四级基层组织联动的一体化网格模式,打通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后一公里”,培育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实现高校基层组织的管理育人功能。     

“云”报道常态化背景下行业媒体如何突围——简析中国气象报全国两会报道

2022年的全国两会报道,是开启“云”报道模式的第三年。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快速更迭的融媒体传播时代,“云”报道是行业媒体做好全国两会报道的现实需求,而如何在其已形成常态的背景下进一步创新升级,则直接关乎媒体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本文通过观察中国气象报的探索实践,简析“云”报道常态化背景下行业媒体全国两会报道的创新路径。     

“两个结合”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两个结合”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不是简单地增加相关的历史性知识,而是以全新的“文化叙事”来观照“纲要”课教学的体系脉络,在既有的教学目标、任务达成的基础上,将“两个结合”与“纲要”课教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主题课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两个结合”所呈现出的“文化叙事”为融入“纲要”课教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在教学理念上必须坚持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融合创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同向互动、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的有机统一。在教学实践路径上要围绕教材内容和特点,加强重点性融合;创新教学方法和模式,发展多样性融合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先秦诸子百家“敬”观念研究

先秦诸子百家在西周“敬”观念基础上,依各自思想主张,形成各具特色的“敬”观念。墨家侧重鬼神崇拜、法家强调“敬上奉法”、道家反对刻意矫饰。儒家将“敬”引入个体道德情感层面,作为外在规范“礼”的内在本源。但先秦时期的“敬”观念,是由诸子百家共同搭建,涉及原始崇拜、处事待人、道德情感等多重层面,具有丰富而多元的思想内涵。     

老年认知症“污名化”与“去污名化”干预的研究进展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认知症疾病发病率呈上涨趋势,而疾病“污名化”对认知症患者带来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文章通过梳理认知症“污名化”的概念、类型和现状,归纳总结了认知症“污名化”从知识、态度、行为三个方面表现出的特征,认知症的“污名化”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就医行为和健康产生的影响,以及目前国际上关于认知症“去污名化”的干预措施、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认知友好社区开展“去污名化”干预时的注意事项,同时关注“污名化”产生的卫生服务利用和健康不公平,以及认知友好社区建设的文化包容问题。     

“场景完整性理论”的应用检视和功能再造——以个人信息保护司法裁判为视角

“场景完整性理论”重视纠纷化解的个性化、差异化应对,强调以动态的规范模型构建个人信息保护框架,在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纠纷司法裁判中,不乏在个人信息认定、判定同意规则的合理使用和利益平衡等问题上运用该理论化解争议,司法实践暗含着可归纳的理论应用规则,同时也暴露出舶来理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应用的不适应性。一方面,既要从已有的个人信息纠纷裁判中归纳总结该理论在司法应用上的实践经验与共性,提取纠纷化解的公因式;另一方面,对该理论也要做出符合我国实践需要的适当改进和创新,在理论基础上设计出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更契合的司法评价方案,回应个人信息保护实践关切。     

“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在决策西部大开发的前后

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直接关系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50年来,国家对西部地区有过多次大动作：第一次大动作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骨干项目156项,就西部来讲,仅陕西和甘肃这两个省差不多就有40个项目。第二次大动作是“三线”建设,差不多经历了三个“五年计划”,国家投入了2050亿元,其中有几年的投资几乎占了全国总投资的一半。第三次大动作是在70年代初,中央决定引进一批石油化工和冶金工业重大成套项目47个,其中23个放在西部。第四次大动作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中部进行的三峡、小浪底、二滩等特大型水电项目,油田、油气田的开发,煤炭基地,南昆线、南疆线等铁路项目建设,还有通讯、航空方面建设。国家这四次大的举措,为西部开发奠定了一定物质技术基础,创造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在这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期,党中央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充分发挥这些地区市场潜力大、自然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为加快全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广阔的空间,为东部地区发展提供市场和能源、原材料支持,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迫切要求,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农业物联网“水”到“渠”成

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共同推动下,农业物联网的技术研发和示范应用取得重要进展,农业物联网发展可谓水到渠成。